健全组织机构 形成教育网络 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我校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已有10年之久。1985年由几位离休老同志发起成立“关协”小组时,校党委积极支持。“关协”小组的老同志一直坚持参与省关心下一代协会的各项活动。1993年7月,我校正式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近两年来,在省委关工委、省教委关工委的领导下,我校关工委组织从上到下基本形成了网络,在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坚持弘扬主旋律,积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两史一情”教育、中华     

关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若干思考

关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若干思考陈荣昌陈武明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和活力之源，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因此，正确认识和估价人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性，并在实践中大力扩展、充分发挥这种积极性，...     

浅谈人才的学习心理

浅谈人才的学习心理陈锡林学习活动是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主导性活动。人才在学习活动中的心理现象是极其复杂的，揭示人才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是人才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人才的生理遗传因素，构成了心理发展的自然前提；人才的教育、社会环境构成了人才心理发展的决...     

对贵州经济发展战略抉择的几点思考

贵州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是沿袭旧有的轨道运行,还是开拓新的运行线路,这不仅关系到贵州本身能否迅速振兴,而且对我国开发大西南和"东靠西移"的宏伟方略能否顺利实现,将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决策,首先要求我们对本地区的各种战略问题展开研究,了解其历史和现状,洞悉其变化发展的规律,而后才能从宏观的角度辩证思考问题.本文拟以矿产资源的开发为重点,对贵州发展战略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兰西城市群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在全国碳减排目标框架下,从县域尺度开展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指导城市群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可以揭示区域内碳排放的空间差异性,而地理探测器不仅可以识别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单独的影响力,还可以识别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力。因此,文章通过校正融合长时间序列DMSP/OLS与NPP/VIIRS夜间灯光影像,空间化模拟了1995—2019年兰西城市群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并从县域尺度视角出发,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对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空间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等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总量从1995年的36.23×106 t上升到2019年的116.61×106 t,增长速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年均增速为4.79%,县域碳排放（104t）区间由1995年的[13.4, 425.4]增长为2019年的[103.2, 1051.4];（2）高碳县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主城区以及周围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空间差异性在不断缩小,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局部自相关比较稳定,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导;（3）碳排放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力始终最强。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产品质量差异与需求不确定双因素下的双渠道供应链分销策略选择

在考虑产品质量差异与需求不确定双因素影响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垂直Nash定价与库存联合博弈模型,研究当线上与线下双渠道销售特定异质产品时,供应链成员如何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选择最优分销策略以实现双渠道供应链的共赢。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质量差异化低且需求不确定性低的产品类型,供应链成员的共赢分销策略是在线下渠道销售低质量产品并在线上渠道销售高质量产品;对于质量差异化低且需求不确定性高的产品类型,共赢分销策略是在线下销售高质量产品并在线上销售低质量产品;当制造商采用“做坏品”质量差异化策略时,产品类型和分销策略之间的最佳匹配依然保持稳健。     

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与更新

针对城乡地域共生状态发生的蜕变与更迭,通过对共生理念概念的解析,研究新时代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共生秩序构建中存在社会认同有待加强、价值动力有待提升、公共供给阶层性差异矛盾需要缓解等挑战; 构建和创新共生秩序,需要保持人情秩序、法治秩序的现代化适应与更新,推动人情秩序向制度规范领域发展,利用法律形式的正义确定社会群体的权利关系,以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原则所构成的位阶秩序来引导社会共生秩序建构,位阶秩序全链接、多价标的流程成为适应新时代社会秩序良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新构造。     

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问题

本文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虽有缩小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变化的原因不是农村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家庭土地占有关系缩小所致。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要形式,核心家庭居次要地位。传统学者以“大家庭”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的家庭类型是有充分依据的,它符合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况。文章从近代华北农村家庭的家庭周期、婚姻习俗、生育制度、居住模式等方面论证了这种结构类型产生的社会原因,认为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各种风俗、制度关系密切,不能简单的以统计数据的大小确定它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