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安徽的例证

文章从经济结构、科技与创新、民生、资源与环境、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0-2014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安徽省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在样本期间内均呈递增趋势,且经济增长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质量,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同步现象;(2)经济增长质量空间分布呈现两极分化现象,皖南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明显优于皖北地区,皖南和中部地区内部城市之间也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并且这种空间层面上的两级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扩大;(3)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结论表明,技术进步、科技和基础教育投资是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要素。     

冲突与达鹄:公众参与视野下的长三角公共冲突事件分析——基于2010-2012年的案例

以2010-2012年发生在长三角的公共冲突事件为例,运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对公众参与和公共冲突事件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公共冲突事件起因多与公众的经济权益受损相关,作为中间变量,社会公众往往以非制度化参与致使冲突升级为"威胁","迫使"上级政府出面协调各方利益并终止公共冲突。分析表明:赋予并落实公众公共事务参与权利,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公共冲突问题。     

信息化在“四化”发展中的贡献度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构建“四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基于2006-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四化”发展水平得分,在此基础上,对“四化”耦合发展互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四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信息化对于农业现代化边际贡献度为0.231 8,弱于工业化的边际贡献;信息化对于城镇化的边际贡献度为0.702 3,强于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贡献;信息化对于工业化的边际贡献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加强城镇信息化建设和提升城镇化人口素质的政策建议.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稳步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断增强,但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发展仍显滞后,发展水平不高,所占份额偏低,在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服务业发展之路任重道远。要发挥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需要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强化质量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基于财政竞争力分析的福建省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财政对经济增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而财政竞争力也是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福建省各地市的财政竞争力以寻找经济发展策略,对促进福建省经济有重大意义。本文对各地市财政收支现状进行初步比较,构建财政竞争力三级指标体系以分析财政竞争力水平,同时利用主成分因子得分分析财政竞争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厦门、福州及泉州财政竞争力较强,以这三个地市为例,从财政竞争实力和竞争潜力两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提升财政竞争力的建议。     

创意都市农业CSA经营模式研究

依据创意都市农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经营主体相关成分的行为偏好及参与程度,结合不同经营时期的目标值,确定不同的主体组合方式,即：经营初期选择“农户+消费者”“农户+合作社”模式;成熟期选择“农户+消费者”“农户+合作社+企业”“农户+合作社+企业+消费者”模式。不同的CSA经营模式选择对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旅结合,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僭主与哲人——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的争论

自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以来,“形而上学” 在西方传统研究中逐渐僭取了支配地位,色诺芬因不谈“形而上学”逐渐被冷落,不再被看作地位很高的古希腊经典作家。但我们并不能因《希耶罗》这篇政治哲学气味浓厚的对话,而抹杀掉它“形而上学” 的价值。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解读,凸显了哲学与政治方面古典派与现代（或说黑格尔） 派的争论,同时它还呈现出了掩盖在政治争论下的形而上学（关于存在和真理） 问题,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在现代性这场旷日持久的浓雾里,这个问题竟鲜未被真正地触及。     

基于主成分logistic回归模型的餐饮商务信息意识研究

数据挖掘技术日趋成熟,广泛应用于金融、地产、投资、评估等各个领域。数据挖掘技术亦可应用于餐饮业,为其经营决策做出分析。其他领域的数据挖掘的成功案例也可以引用到餐饮行业中。本文对餐饮人士在餐饮商务中是否具备信息意识、对信息意识的重视程度进行调查,利用数据挖掘中主成分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处理和分析收集来的数据,从而说明数据挖掘在餐饮业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反映餐饮人士信息意识状况。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餐饮商务资讯进行管理势必提高企业效率和盈利水平,促进餐饮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