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精气说与气功学

《管子》的精气说与气功学乐爱国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的基本框架，最早是由《管子》中的《内业》篇提出的“精气说”构筑起来的。《内业》篇在精气说的基础上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气功学的基本原理，建立了最早的气功学体系。因此，《管子·内业》不仅是中国古代哲...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北宋儒学背景下沈括的科学研究

沈括是北宋乃至整个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位科学家的时候,发现他还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推崇儒学,研习儒家经典,养浩然之气,行君子之道,穷理尽性,以民为本;他对自然界的事物及其变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北宋儒学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怀疑精神和求理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科学研究,以致于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北宋儒学的特征。     

民国时期对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政治思想得到了多个层面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或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或从政策主张层面上,或从为政实践层面上,对朱熹政治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民国时期对于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从中国政治思想史角度的研究和阐述,以及多数学者对朱熹政治思想的正面肯定,对于全面认识朱熹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清末陈澧《东塾读书记》对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在深入阐述朱熹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朱熹有关科学的言论的梳理和研究,提出“朱子知算学”“朱子讲求历算…朱子之讲求地理”,对朱熹科学思想作了扼要的阐述,为朱熹科学思想的研究开了先河,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可供超越的学术基础.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了合理而深入的诠释,并且认为,将人的喜怒哀乐未发的"中"与发皆中节的"和"推到极致,并据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与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和变化规律,进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里蕴含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     

道教生态伦理:以生命为中心

道教建立了"道"化生天地万物的宇宙论,强调天地自然万物与人同源、同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形皆含道性",从而建构了作为道教生态伦理基础的普遍的生命平等观。道教还提出了"好生恶杀"的生态伦理规范,并以宗教的积善成仙与善恶报应的观念作为落实这一规范的基本保证。更重要的是,道教将生态伦理诉诸人的道德情感,要求人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天地自然,以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善待动物和植物。这样,就形成了以生命为中心的道教生态伦理。     

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二是儒家经典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三是儒家的经学方法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技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的。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