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价值与路径

随着政府采购的深入发展，政府采购信用体系逐渐出现政府采购信誉减损、信用信息开放和共享程度较低、信用信息的安全威胁增加、信用监管效果不佳以及失信惩戒政策执行遭遇阻塞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有利于提供安全的信息环境、有利于多主体参与、有助于多中心协同、能促进信用监管多元化。区块链技术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路径:以区块链思维重新架构政府采购信用体系的信用管理基础；以“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完善信用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以分布式账本结构打造多主体监管参与机制；以智能合约机制实现信用评估智能化。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政治性的司法?——批判法学司法思想研究

批判法学的不同代表人物大多主张司法的政治性命题,即司法判决本质上不是基于法律因素而作出的,而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而作出的。在批判法学看来,司法的政治性是自由主义社会价值多元化必然的结果,其间的逻辑关系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化必然导致立法反映不同的价值,这就造成法律体系的内在不一致,自由主义的法律体系就像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而内在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立法使得司法过程中法官可以并且必须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来选择适用法律,这就又导致了政治性的司法。所以,割据的立法、政治性的司法,都是自由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热门岗位行情

教育部日前发布消息,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在相关学校和行业提交增补专业建议的基础上,教育部组织研究确定了九个2019年度增补专业,自2020年起执行。这九个专业分别是氢能技术应用、高铁综合维修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葡萄酒营销与服务、冰雪设施运维与管理、陵园服务与管理。     

安徽省食品安全管理高级研修班完美收官

11月30日,由省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证中心、省保健品化妆品协会联合承办的"安徽省食品安全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合肥完美收官。本次研修班为期三天,得到了省人社厅、省食药监局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省食药监局人事处处长赵良驷为研修班开班致辞。来自全省范围的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及质量技术管理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此次课程的研修和讨论。     

超固定生产要素视角下的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研究--以广西制糖业为例

基于2009-2013年广西制糖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广西甘蔗制糖业的技术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广西甘蔗制糖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广西甘蔗制糖业遭受被迫放开的市场的冲击，其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生物技术和节能技术等外部技术因素对效率呈正相关，而企业管理水平等内生技术因素对效率呈负相关。因此，广西制糖企业产业升级的途径在于寻求新技术，并建立新的基础设施。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

司法形式主义与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意出同源,二者因缘际会,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乃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它安全又极易操作,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选方法;司法形式主义则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它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标准、元理念。因之,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学的方法应是我国当下司法的优良选择。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