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与广学会之起死回生

李提摩太是清末时期西方来华知名传教士,广学会是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二者相辅相融、彼此成就。李提摩太一手将广学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濒临倒闭的出版机构发展成为影响整个清王朝的行业翘楚。深入挖掘李提摩太入主广学会的历史真相,全面梳理李提摩太独特传播策略的形成脉络,对还原其助推广学会崛起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场景具有重要意义。     

《泰西新史揽要》的诗学改写研究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译者采取的诗学改写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显性改写和隐性改写,使译文得以向译入语的主流诗学观念靠拢,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淡化了原语的文化侵入特征。     

《泰西新史揽要》的情感化译笔研究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其情感化译笔的作用下,作品富有经世激情与古典雅情,加之合译融情,使中西两种文化在译文中达到了协和的交流状态,增强了译文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在语言与诗学的层面上促进了译作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想的风行。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走上层路线: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关系初探

在晚清史上,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之间曾相从甚密,双方在赈灾、改革及处理教案等问题上均有交涉往来。在李提摩太看来,唯有与官方的合作才能取得传教的最佳效果;李鸿章亦相信,与外国人的亲善或许给改革带来契机。但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在俗世事务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寻求官教合作的上层传教路线却未能如愿;李鸿章亦因签署太多丧权条约,其苦心经营的洋务改革终亦失败。李提摩太与李鸿章之交往折射了近代中国变革之路的艰难。     

马克思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

1899年2月，《万国公报》卷121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文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下下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     

英国与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期间，英国在华代理人曾发表支持中国变法的言论，抛出变法方案，图谋利用维新派遏制沙俄在华扩张势力，逐步改造清政权，使其成为英国统治中国的工具。戊戌变法失败，英国竭力拯救光绪和维新派，干涉中国内政，原因是英国一向视维新派为亲英派，不希望看到具有亲俄倾向的后党将维新派一网打尽，后党与英国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两者的根本利益毕竟是一致的，双方均有改善关系的愿望。１８９８年末英国与后党的矛盾有所缓和。维新派寄望于英国支持，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结果，作茧自缚，软弱无力，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传教士·政客·学者--晚清变局中的李提摩太研究

李提摩太在华共45年,既是乐善好施的传教士,也是纵横捭阖的政客,更是博学多产的学者,他宣教赈灾,匡时救世,顾问政局,宣传变法,著书立说,传播西学。李提摩太是中华民族充满屈辱和伤痛而又不屈不挠、奋力以求的近代历史的缩影,对晚清社会变革进程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双重困境中的李提摩太——兼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尽管近年来对他的评价有所改变,但碍于更为复杂的原因,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把李提摩太边缘化。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丛刊之一——《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为李提摩太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精神救赎到肉体救赎再到精神救赎,是李提摩太在华传教的大致轨迹。我们应该对他在华赈灾、思想启蒙中表现出的同情心和执著怀有敬意。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孜孜以求的是播撒上帝的福音,但他的传教事业却乏善可陈,反而在世俗事务中取得世人的认同,甚至成为中国改革先驱的思想资源;他自西而东趸来的宗教没给中国社会留下多少痕迹,而那些夹带来的科学却给后世中国带来了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