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技术创新中的产业集聚性

创新资源集中到少数技术产业有利于提高整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获利能力,从而进一步支持新的技术开发活动,吸引更多人力资本的流入,使上海经济发展日趋技术化和知识化.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具有空间集聚性,技术在地理范围内的集中有外部性效果.因此,扩大上海科技资源基础能够提高工业技术创新率.     

未来5～10年上海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定位

本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2000年～2007年上海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新特点,一是发现以更高资本密集度来支撑高劳动生产率的重化工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二是明确提出了上海先进制造业在未来5～10年的战略定位,即加快发展上海先进制造业就应当选择以拥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制造业、或者同时具有更高物质资本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制造业作为发展重点。     

2011年：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与退出的“滞胀”效应——来自2002～2010年货币存量变动研究的见解

通过对2002～2010年我国货币存量、价格波动与产出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一个高的货币存量增长率会带来物价上涨的趋势,而抑制物价上涨的根本之策是降低货币增长率;二是2009～2010年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产出增长的短期效应开始消褪,而价格则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滞胀＂风险已经出现,因而中央银行转向降低通胀的一个明确的货币政策规则应是优选的政策目标。     

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理论中的制造业因素

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部门比较发现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不是90年代初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一直倡导的服务业。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规模和人均制成品占有数的国际比较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和产量是非常小的。因而，经济结构转型中应以发展制造业作为重点，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是扩大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加速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从国民财富表变动看经济政策“纠误”的方向

对2000—2012年国民财富表变动特点的考察表明,财富的需求决定了财富的供给,后者又决定了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演进结构。中国经过35年的市场体制改革和效率导向的经济政策实施,已经基本解决了居民的"衣、食"短缺现象;未来35年,应该以更加完善的市场体制来创造一个高质量的"住、行"供给体系。当国民财富需求转向住宅、非住宅建筑物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之后,增加对各种城市基础设施、住宅与非住宅建筑物的投资来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应当是经济发展政策的重点,而不是去抑制一个真实的国民财富需求。因此,增加包括住宅在内的各种资本的积累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     

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潜力:一项基于技术因素的评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贸易高增长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是公认的看法。但是,仅仅局限于这一见解并不能够解释贸易结构的变化。无论是有形的商品贸易、还是伴随外资流入而带来的技术进口和技术扩散,其显著的效应就是使新的知识和技术涌入,大大加快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导致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日益具有与工业发达国家极为相似的结构。因此,新的技术产业的建立和扩大正在改变中国传统的出口贸易结构,2004年,当机械和电子等技术产品成为主导性的出口产业时,未来数年的出口贸易持续高增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在2010年前后,中国将跃居为全球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家。     

外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区域优势及其绩效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数的迅速增长,对技术开发的资金投入出现持续增加的趋势,推动了外资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的明显上升。外商技术开发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在上海、广东、江苏的技术开发投入资金要占全国的64%—80%之间。显然,外资企业技术开发投入的相对集中将会迅速增强这三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技术结构的快速升级,同时使这三个地区成为向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技术扩散的中心。     

论长江三角洲82个工业区的空间分布模式

长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有三大新特点:一是工业部门创造了1680万个就业岗位,快速的工业化成为城市化的推进力量;二是目前形成的82个工业区所具有的制造业集聚能力仍然处在扩展和提升过程中,使区域的城市群范围呈现扩大趋势;三是县级区域工业生产集聚性的日趋增强和转变为工业城市使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处于动态调整状态,而城市化的扩展使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