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下）

劫后重逢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两人目光一对，康即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     

袁世凯与京张铁路

袁世凯在洋人觊觎、国内诸商争办的情势下,精心筹划建筑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京张铁路。其贡献有二,一是多方筹集资金,如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奏报京张铁路沿线矿产归京张路局等;二是用心挑选人才,詹天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此外,袁世凯还陆续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并委派得力干将为铁路会办。袁世凯的举动不仅唤起了大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并培养出詹天佑等杰出铁路技术人才。     

浅析孙中山"让位"的传统思想与民族心理因素

关于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迄今为止仍是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学界已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但这些大多属于"外部研究",相对忽视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和民族心理对孙中山"让位"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传统思想与民族心理两个层面对这一历史公案进行阐释与解读,可以为研究孙中山"让位"原因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袁世凯的洹上村三年

学术界对袁世凯1909年初到1911年底被贬洹上村少有触及。依据目前发现的相关书信、报道、回忆等档案资料可知，洹上村3年是袁氏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也是袁最彷徨、最苦闷、最矛盾的三年。他表面在洹上村隐居，实则积蓄力量，如猛虎在山，待机而动。     

幕府与袁世凯练兵

袁世凯幕府规模庞大,在其势力的崛起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袁世凯的练兵活动中,幕府人员译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制订了一系列的军事规章制度,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堂,还亲自参与新式军队的编练,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幕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为袁世凯疏通关系,争取练兵机会,清除外围障碍,使袁世凯始终都控制着其赖以生存的军队。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是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著作.1909年5月,在此书已印刷完毕,尚待装订成册之际,在袁氏家族及其亲信以及日方的强烈干涉下,该书被以重金收买的方式付之一炬,从此长期隐没.本文主要以日方档案史料为依据,介绍了该书内容及其遭遇,分析和揭示了其遭遇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评述了该书的史料真实性、写作动机以及价值所在,也点明了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