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     

大数据背景下城市灾难事件舆情治理研究及路径转向

通过梳理国内外城市灾难事件的舆情治理相关研究,考究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城市舆情风险治理的可行性,进而提出应对城市舆情风险需要转向。既要转变态度,从原来的压制性管控模式向协商共建模式转向;又要转变方式,从舆情出现后的平复手段向舆情出现前和发生时的引导方式转向。     

论韩非法哲学的技术性转向简

韩非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构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鉴于人人皆逐利的社会现实，韩非从道德理技术化、执一、守中及功效等几个方面探求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并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非法律莫属。韩非的法治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在此架构下，韩非探求了法、术、势三者相即不离、轻重有度的法哲学思想。韩非的法哲学理论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艺术话语的思想脉络与中国艺术话语问题的提出

艺术话语是20世纪后结构主义转向过程中出现在艺术研究领域的新兴问题。对艺术研究而言,后结构主义转向体现为话语转向、图像转向、文化转向。话语转向是语言学转向的深入发展,彰显了交往性言语实践的重要性。图像转向改变了艺术研究偏向内部的局面,将广阔细微的社会文化内涵纳入艺术史研究之中。文化转向以福柯、后殖民主义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等为代表,全面拓展了当代艺术研究的文化社会新视野。在三大转向的推动下,艺术话语正式出场,以巴赫金、罗兰·巴特、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深入论述话语交往、话语阅读、艺术场域等内容。从上述思想史维度开始,艺术话语的学术史维度逐步开展。对中国而言,艺术话语研究除了思想史、学术史维度外,还有一个是实践史维度,即注重艺术话语的建构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理论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指示的问题是"艺术如何表述当代中国",从而将艺术话语真正沉淀为中国艺术话语。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诠释——基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

公共性的价值取向贯穿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思考的始终。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在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论到现实、由公共性具体制度和体制的设计到实证分析三次历史的转向。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在当代不仅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对当今时代不同维度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回应。     

北宋中后期书坛批评标准的转向——以对颜真卿崛起之评价为切入点

北宋书家对颜真卿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评价,一种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标准来强调颜真卿的人品,进而延伸到他的书法作品;另一种对其书法的评价带有浓厚的道禅意味。前者以欧阳修、朱长文为代表,后者以北宋中后期的苏轼、黄庭坚为代表。文章指出,两种差异性的话语显示出北宋书坛儒家和道释两种评价标准的冲突与融合之处。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庆历变法失败后,北宋文人由推行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到摇摆于儒家与道释之间的心路转向所致。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研究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不是纯粹的经验实在,而是交往的前提和背景,它与语言和理解紧密相连。语言的语用学功能探讨是为了重新寻求"生活世界"的真善美,在重构"生活世界"的道德和法律时,我们又看到了哈贝马斯把互主体性和"三个取代"作为理论的重要基石,把程序合法性摆在了首要位置。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是在佐证他的"现代性绝不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业",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绝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肆意妄为,而应该是生活世界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和交往理性本身的提升。     

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体间性研究

网络等新型媒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从主体性哲学研究到主体间性哲学研究的时代转向,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性,必须扬弃教育者与受教者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主客体"关系,在主体间性哲学观的指导下,构建"主体(教育者)—主体(受教育者)"的互动交往关系,实现4个方面的转向:即师生关系:从"霸权"走向"对话";教育理念:从"教条"回归"生活";教育方式:从"灌输"走向"互动";教育目的:从"预设"走向"生成"。     

形象的祛魅——论本雅明的视觉思想

视觉文化转向使视觉形象日益成为文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形象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它拥有光韵。光韵具有不可接近的神圣性、此时此地的本真性和凝神静观的视觉性。在本雅明的形象思考中,以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是一种形象被"祛魅"了的艺术,即"后光韵"艺术。"形象的祛魅"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形象的去神圣化,即打碎笼罩在形象周围的神圣光环,使其人性化、世俗化;二是形象的去审美化,即打破美的形式规范,使形象变形、扭曲、夸张,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片段的、谜一样的视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