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的角度看新时期青少年思想教育有效性的提高

在指出和分析目前我国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基本状况与困境的基础上,认为新时期应该确认情感情、主体性、具体性、日常生活性作为思想教育的主要特征,要从人的本已性和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引出教育内容,并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完成教育目标,切实提高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有效性.     

封千的鼓板之道

鼓板——单皮鼓和檀板（又称＂牙子＂＂木板＂＂梆板＂）两种乐器的合称——戏曲乐队的指挥乐器。鼓板由鼓师一人掌握（左手挎板,右手持鼓签打鼓,有时放下板,双手持鼓签打鼓）。板多用在锣鼓和唱腔、曲牌的强拍（即板位）上;鼓多用在次强拍和弱拍（即眼位）上,或用在节拍自由的散板中。     

“学术共同体”与“儒林”传统

一、“儒林”的学术特点 我们可以讲,中国历史上是有“学术共同体”的．例如汉代的经学圈子,宋代的程朱张陆,清代的朴学家门派,都算得上某种意义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带有影响意识形态的意味的。当然,古人是不会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的,一般会称他们为“儒林”。《明史·儒林传》的序称：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定位和实现路径——以四川省L市为例

本文以S省L市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市域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市域社会治理既不同于基层治理，也不同于平安建设。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包罗万象，应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市一级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因此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将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范围内，确保不外溢、不扩散。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保障，先进的科技支撑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有效条件。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治理资源不足和能力有限，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少地方社会治理的顽瘴痼疾充分暴露。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设区的市应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智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尤其重要的是，以法治化为引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一条关键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有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可以保障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从而保障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但是，对于没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来说，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便无从保障。从域外经验看，凡是建立“协商程序”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例如美国和日本，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以及理论和实务上均承认律师与被追诉人谈论证据，例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以此保障被追诉人认罪前对指控证据的知悉权。开示范围作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关键，当前应特别注意“不一致陈述”、“污点证人”证言、讯问录音录像资料、技侦证据和无罪、罪轻证据的开示。对于没有保障被追诉人证据开示权的，其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无效。由于证据开示设置在审查起诉阶段，缺乏中立裁判者监督、维持开示秩序，因此需要规定控辩双方违反开示义务严密的制裁措施，尤其是赋予法院命令开示的权力。配套措施的完善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检警关系，实现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二是加强对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和被害人的保护；三是加强法院对控辩双方违反开示规则的审查，以更好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智性。     

坚持人民至上 共创美好生活——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发展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京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工作和首都发展的重要指示和系列讲话精神，以群众诉求为驱动，扎实推进接诉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本文系统回顾了5年来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点，以五个“坚持”总结北京以接诉即办牵引超大城市治理的具体做法和实践创新。同时，概括、提炼了北京接诉即办改革的成效与经验及其在全国的示范意义与价值。目前，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形成了党建引领、主动治理、法治保障、协同共治、科技赋能等共同支撑的崭新城市治理体系，据此并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接诉即办改革未来5至10年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辩护律师对当事人以外被羁押人的调查取证问题

辩护律师对当事入以外其他被羁押人的调查取证问题，我国立法上缺乏明确规定和程序保障，实践中有关职权机关则普遍予以禁止，由此导致律师调查取证权落空，这不仅妨碍了被追诉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也阻碍了案件真实的发现。根据被羁押人诉讼地位和所处诉讼阶段之不同，对当事人以外的被羁押人进行分类，针对不同性质的被羁押人提出不同的调查取证规则，可以解决实践中辩护律师对当事人以外其他被羁押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