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其理论的二重化

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那里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是存在着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二是存在着通向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陷入了二重化的矛盾中，但这也是一笔财富，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础和特征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而出现的。但是 ,与传统的所有职业伦理学不同 ,它的学科基础不是社会分工 ,而是社会分群。这一点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性工作。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中的新质因素都会聚集到这个领域中来 ,而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更是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 ,而且会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转化为一系列新的规范。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公共管理的新型伦理关系 ,探讨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规律和机制。由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 ,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也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风险社会下人的自主性的现代性阐释

在风险社会中，人的自主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由于人们不断强化外在于人的各个方面的规范因素，人的自主性不仅被忽视甚至受到了压制。风险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得那些外在于人的各种规定变得失灵，因而必须重视人的自主性在行动中的作用。人的自主性是建立在认识的前提下的，而且这种认识应当归结为反思性的认识，即明确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的目的。风险社会中的行动是合作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是非模式化的，必须充分发挥行动者的自主性。其中外在性的责任规定应当让位于指向目的的自主性。只有这样，人才能在风险社会中获得真正的自主性。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合目的性问题

人的行动只要是主动的和自主的，就会有着合目的性追求。行动的合目的性需要求助于行动的目的、方式和方法等的合理性，而行动的合理性则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理性权衡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主流理论展现给我们的哲学和思想图式。至少，这是理解近代以来的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一个维度。然而，不同条件下的行动合目的性路径是不同的，而且能否做到合目的性，也是一个问题。风险社会意味着工业社会中为了行动合目的性的所有理论探索和实践模式都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目的已经从个人的目的转化为人的共生共在，理性的概念也被改写成了经验理性，目的与行动实现了统一，所谓合理性也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以至于合目的性不再是一种指向，而是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的。     

论风险社会中人的自由及其实现

工业社会是建立在自由以及平等的基石上的，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把对自由的追求看得高于一切。不过，在风险社会中，关于自由的主张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却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必须看到自由及其追求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不存在抽象的、绝对性的自由。在工业社会中，关于人的自由的话语有着非常强势的地位，但在民主政治中，对自由的追求却也陷入了某种矛盾的境地。同样，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对自由的追求还会与社会控制之间产生冲突，即便是福利国家中的福利依赖，也对自由追求构成了否定。尽管如此，自由及其追求在工业社会中还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中，需要实现对自由追求的超越，其中，首先要实现的就是用自主的话语代替自由的话语。     

在风险社会中看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叙事中，“合法性”概念出现的频率都是较高的，人们往往在极其普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只有当一个社会拥有了法的精神，合法性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是因为政治以及全部社会治理实践的法治化提出了合法性要求，才有了合法性概念。比较而言，“正当性”要比合法性的概念更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合理性也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但它主要是指形式合理性。风险社会中的行为、行动等也需要接受合理性评判，但要时时提防落入形式合理性的陷阱。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理性将不再表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而是被经验理性所置换。同时，正当性与合理性也将统一到“合道德性”之中。     

探讨公共行政学的发生史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物.研究公共行政的发生史,可以发现,美国立国后的政治民主与行政集权之间的争论是一直存在着的,然而,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在逻辑上都导向了公共行政的产生.在公共行政的具体发生过程中,还可以看到英国的经验所发挥的影响,特别是密尔在自由主义的思路上对行政的关注,显然对公共行政的理论自觉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既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发生史的终结,也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自我建构的起点.     

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异化问题

工业社会中的所有异化都始于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导致了领域分化，进而带来了人的碎片化。社会治理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构成了专门的领域，其对社会所实施的是无所不在的控制。这种控制进一步加速了人的异化和整个社会的异化。异化在形式上有诸多表现，异化的具体原因也是多样的。其中，社会的形式化、结构化，技术的广泛介入以及人的行动的模式化，既是异化的表现也是异化的原因。在风险社会生成的过程中，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异化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迹象，而且首先表现为工作与生活的融合。于此之中，可以看到人的完整性的回归。这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