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网中主体动态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理论,探讨价值网中主体联盟的博弈描述并构建了相应的动态博弈模型。以网中的关键主体———企业与竞争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为例,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动态博弈创造价值增量的机理;然后用Shapley值讨论了合作收益在主体间的分配问题。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

一家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不仅要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还须拥有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内部控制失效比经营业绩下滑所面临的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者必须依赖获取的信息才能形成对其内部控制的判断并据其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可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试论袁枚的审美理想

袁枚的性灵说把＂清才＂视为诗人才性的主要质素,强调作者只有具备超旷的胸襟和清淡的情怀,才能创造清妙之作。袁枚对诗歌作品的不同层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认为,字句的音节宜清脆,语言和意义要清新,情感须真挚、深厚,诗味以新鲜、清妙为佳,作品应该具有使读者感发兴起的力量。袁枚的诗论本于性灵说,推重清才和灵机,以妙趣为旨归,最终又结穴于性灵,充分展示出他所推崇的清真自然的艺术境界,实质上也反映了袁枚追求清真自然的审美理想。他的诗论表现出鲜明的主体精神,对当今的文艺学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创新——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探讨了创新的内涵和作用,论述了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企业应重视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机构创新等创新活动,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道德的与伦理的:新闻职业操守解读——基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媒体职业道德比较之维度

道德上的职业操守问题指行为是与非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相对单一、明确的,伦理上的职业操守问题较道德的更具争议和价值冲突,关注在同样吸引人的两种价值观念之间如何作出有说服力的取舍.香港媒体所呈现的职业操守问题更多是属于道德上的,即总体上从业者对行业道德准则的忽视是显而易见的,商业趋利性更为直接明显.内地媒体职业操守问题则更多是伦理的,所触及的是更深层的、更有争议性的价值取舍问题.新闻职业操守应达到的理想境界应是来自所有方面的不同价值诉求围绕一种净余额为最大利的计算原则作恰当的价值取舍.     

温都尔王和“西夹荒”的开垦问题(节译)

一、科尔沁左翼中旗之开垦始末在清代,科尔沁部被编为左翼3旗和右翼3旗,计6旗,成为哲里木盟10旗的中心。其中,宰桑和他的四个儿子对清王朝的创立曾立下大功而获得了广大的牧场,那就是科尔沁左翼中旗和达尔罕旗①。从设立的当初(崇德元年,1636年)开始,哲里木盟的牧场面积最广,和清朝皇室的婚姻关系最密切②,所获取的爵位也最高。有关清初的科尔沁左翼中旗领地《蒙古游牧记》有如下记载:　　当吉林赫尔苏边门外昌图厅界,跨东西二辽河,东至鄂拉达干百三十里接郭尔勒斯界;南至小陀果勒济山二百里接左翼后旗界;西至唐海五十里接奈曼旗界;北至博罗…     

混合指标层次模糊决策法研究

应用层次分析的思想和模糊模式识别方法,在引入模糊一致判断矩阵的基础上,提出了混合指标层次模糊决策方法.方法的主要特点是综合考虑了评价系统中的定性和定量指标,并提出了"表现度"的概念,使之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状况.然后通过模糊模式识别方法,得到系统的局部和整体发展水平评价.最后通过案例分析,表明该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是有效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交易费用理论视角下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脱贫后的凉山彝区,虽然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生产条件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力资本积累低等多重制 约因素重叠,导致农村地区内源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差。 为探索补齐凉山彝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分析 凉山彝区农业发展现状,基于构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逻辑,分析研究凉山彝区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阻滞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智能手机回收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再制造决策——基于政府参与视角

针对智能手机回收质量的不确定性,考虑政府参与下如何确定废旧手机最低回收质量门槛并进行再制造等决策问题,利用Stackelberg博弈求解模型进行算例仿真分析.研究表明:政府参与有效地解决了智能手机供应链缺乏相关回收再制造政策的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废旧手机的回收质量、再制造技术创新水平.此外,智能手机生产商存在再制造临界值,适当地调整再制造质量门槛,可以提高智能手机供应链中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