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对朱子 《大学章句》 的辩驳及其思想史意义

要: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 曾子 《大学》 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唐诗之路视域中的刘禹锡

唐诗之路与唐代诗人是相互依托、相互成就、相互辉映的。有必要从深层次上揭示代表性诗人与这条蕴含着多种政治元素和文化基因的道路之间的交涉与互动。在唐诗之路形成与固化的过程中,中唐诗人刘禹锡是功不可没者之一。他一生命途多舛,因屡遭迁谪而与唐诗之路结缘殊深。一篇篇华章便伴随着他跋涉唐诗之路的脚步适时而生,又反向滋润与丰富了这条道路,赋予其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而他对唐诗之路形成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勾勒与融合,赋予了这条诗路横亘千古的生气,使它变得鲜活、明媚与生动。     

论巴蜀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与交通的关系

以文学地理学的视野考察巴蜀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并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论述各个时代巴蜀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点,探讨巴蜀交通与巴蜀文学家成长及巴蜀文学繁荣的关系,进而阐明文学的发生、发展、繁荣、衰落与交通之间的规律。     

魏晋南北朝巴蜀散文史稿(上)

本时期的巴蜀,政治上动荡、分裂,朝代更替频繁;经济上虽也几度繁荣,但多遭战火焚毁;文化上儒学渐衰,道教流行;散文创作方面,蜀汉、成汉两朝,人才济济。成汉以后,兵连战结,斯文扫地,近乎荒裔。本时期巴蜀散文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史传散文方面,其次为书信、奏疏一类。较之巴蜀秦汉时文,尚文重骈倾向更为明显,抒情成分有所加强,叙述更细密,论证更周详,通脱真率,较少拘禁,但仍以实用为本,并未出现纯文学散文。     

巴蜀竹韵

在巴蜀人的概念里,稀疏点缀的竹子叫丛,俗语一窝竹子就是一丛竹子。竹丛连缀绵延,就成为林,巴蜀人一般难得称竹林,林就是海洋：中国最大的竹林就在巴蜀大地上,走啊走,走到几月九,也走不到头。竹子是巴蜀大地人文地理旗帜,有竹丛的地方,必有农家;有竹林的地方,必有溪流。     

论蚕丛与蜀

"蜀"是蚕丛族的图腾,其原始形象为野蚕,后代追忆蚕丛则为吐丝的蚕.据《蜀王本纪》所记,古蜀曾历时三、四千年之久,蚕丛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这个时间与茂县营盘山遗址的考古结果也基本吻合.考古证据表明,"蚕"是表意,"丛"是表音.     

巴蜀休闲好赌风考

巴蜀好游嗜赌,自古风尚相沿。早在《隋书》就记载蜀中士人悠闲聚会喜欢意钱等博戏。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大量南北移民入四川,各种博戏入巴蜀,赌戏更是南北兼融。在巴蜀地区来看,清代赌风最盛,当为成都平原一带。古今巴蜀地区赌风尤盛,但经济意义上豪赌大博并不明显,民间博戏的休闲娱乐功能更明显。     

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路径

由于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如巴蜀图语)一时不能被很好地解读,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与三星堆在地域空间上更为接近的西南彝族文化,试图从彝文来探寻三星堆文化里的"巴蜀图语"之谜。对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系的研究,应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等学科的视角,通过古彝语构拟、探寻古彝文符号及周边族群的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等途径来进行,并组建一支学科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积极争取科研资助,以使"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明代西南地区文人结社现象考述——以巴蜀文人结社为考察中心

明代蜀中文人结社兴起于正德年间,发展于嘉靖年间,至万历时期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逐渐多样化。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因相习、互为增益,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巴蜀地区文人的文才风流,传播巴蜀地区的文学观念。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对巴蜀文学的传承以及文化传统的构建具有促导作用。     

感悟式批评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启示

感悟式批评强调灵感、想象、即兴、直觉,这与以自由、浪漫、超越、灵性的巴蜀文化传统在精神上不谋而合。新时期以来, 出版业的振兴、文学创作高潮迭起,与之对应的是文学批评的热度持续,但此时的文学批评开始大规模引进建立在西方哲学、 社会思潮理论背景上的批评模式,而更具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却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忽视,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 也受此影响。那么在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感悟式批评融合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感悟式批评中获取灵感,阐释其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创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