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改革家张百熙

张百熙,字野秋(一作冶秋),湖南长沙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卒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治年间考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四川、广东等地学政或主考官,后又入朝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管学大臣、邮传大臣等要职。任管学大臣时,曾主持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     

张之洞与清末经济特科

1898年清廷欲破格选拔人材,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了经济特科,张之洞首荐人材,后因戊戌政变发生,经济特科仅举荐人才而没有进行考试.1903年经济特科再次举行时,张之洞为钦定的阅卷官,拟题、阅卷、评定由其总成.经济特科最终仅取中27人,而且任用俱不优异,身为阅卷官的张之洞也受到猜疑,深感"闷闷".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晚清教育改革中的张百熙和张之洞

张之洞和张百熙是晚清教育改革中的关键性人物.在戊戌维新期间二人都曾在地方大力兴建新式学堂,并对中央教育改革献策献力.新政时期,张百熙担任管学大臣,其后张之洞也因久负兴学盛名而被朝廷任命参襄学务.在制定近代学制、废除科举制度等方面二人有诸多合作,也存在不少分歧,既由于教育权力之争,也在于教育思想的不同.但总体来说二人在教育宗旨等方面存在共识,在教育改革当中的合作关系还是主要的.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