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流动与村民自治——流出村和流入村的分析

农民在村庄范围内大量流出或流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常态.无论是在流出村还是流入村,农民流动都对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流出村,农民流动在为村民自治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流动农民选举权利难以实现、民主选举质量降低、民主管理陷入困境、民主决策难以实现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等等.在流入村,农民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安的迅速恶化,严重影响了村庄社区的秩序.此外,对大量的外来农民,是否允许他们参与流入村的村民自治,也是一个迫切需要从宏观立法和微观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村落第三域: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并逐步型构的历史体系,对它的研究必须关注整体,进而预设一种理论框架,如此,才能将微观制度的变迁置于整个农村秩序之下。村落第三域可以作为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具体而言,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的属性,应被视为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独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基于二者关系而衍化出的第三域的组成,凝聚力、自足性和自主性是其核心属性,而自治则是其组织和生活规则。这一框架具有三点意义:可将村民自治权定位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可将村民自治进程中遭遇的问题概括为村落第三域核心属性淡化的表现;有助于指明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流动人口新年返乡互动实践

通过实地调研考察流动农民新年返乡期间的交往互动,讨论留守社区层次上的互动实践为当地社会关系过程带来的变动和涵义。针对返乡流动农民的典型互动过程的分析表明,广泛参与社会互动的流动农民和村民,将策略性地选择互动的卷入程度,因此同时出现了留守社区中具有吸引力以及遭受冷落的互动情境。流动农民新年返乡期间的交往互动是具有社会结果意义的实践,重构了留守社区的社会关联。     

村委会职能立法的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

村委会职能体系框架＂辉煌＂,立法分散、两极差异大,并以行政立法为主。就成因而言,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社会在秩序建构中对国家权力强烈的依赖;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村委会职能立法中,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双方缺乏沟通;各级政府、部门都试图利用自身权力实现利益均沾;同时,在体制压力下,实际中还出现＂乡政＂对＂村治＂的压制、乡镇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抵制等现象;此外,在转型时段内,国家在立法态度、价值选择过程中遭遇的两难境地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