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住房制度变迁与住房属性演变

住房制度变迁经历了住房福利模式阶段、住房福利模式向住房货币化推进的阶段、社会转型新时期的城市住房制度阶段.伴随着我国整体社会机构、身份结构、个体价值观等方面的转换或改变,不同住房制度阶段的住房差异和住房属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住房的投资属性逐渐凸显,居住属性受到严重挤压.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发挥住房保障的兜底功能,住房居住属性开始回归.住房属性的演变进程表明党和政府为打造公平的住房格局、增进民生福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牢牢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正确引导公众的住房消费观念,探索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视叙事综合体”——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视角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然到来，而长期以来各成气象的文化形象影响了三地之间的融通和发展。打通文化根脉，营造共通的文化空间，建构区域文化认同，消解隔膜与屏障，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大众传播时代，影视艺术是蕴藉文化，构建形象，传播共识的主要媒介类型。“影视叙事综合体”以影视艺术为传播载体，通过叙事行为、叙事故事、叙事话语、叙事反应等影视叙事功能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像文化空间，提升区域文化形象，促进区域文化的融通和协同发展。     

区域性贫困治理的道路选择——国家、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视角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的重难点在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治理问题。关于区域性贫困治理的实践,存在三条治理道路,分别为以中央为主导的资源直输式贫困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资源整合式贫困治理,和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资源反馈式贫困治理。上述三种治理路径,均以国家的资源输入为前提,但是在作用主体、实践理念、实践绩效和实践困境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表现在国家、农民和市场三者关系的配置上的不同。只有以农民为脱贫主体的第三条道路才是治理我国区域性贫困问题最为有效的路径。     

“绿洲桥”视野中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以河西走廊电视系列片的史观为起点的思考

[提要]文章提出中亚史与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形成有关，在单线社会形态论和文明等级论影响下，中亚成为静态历史地理空间；而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则有“外族盛衰连环性与外患内政之联系”的传统，中亚是动态历史地理空间；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河西走廊“绿洲桥”则体现了包括历史中国与周边共享的动态区域性世界，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亚洲区域性世界消失。“绿洲桥”作为区域关系研究的视角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从而突破了东西二元的话语结构，为建构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与世界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可作为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另一层深意。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向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定位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步转寒回暖,无论政治交流氛围,还是经济合作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离不开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缓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安倍首相访华及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之后,两国政府在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上达成多点共识。中日双方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平台,进一步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共同培育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加速东北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