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与R&D活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通过对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采用不同的回归模型考察企业规模与企业R&D投入及产出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企业规模与R&D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函数关系;企业规模与R&D产出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熊彼特假说并不吻合,这表明就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较并未在R&D活动上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企业规模与R&D活动关系的再研究——以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对2010年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再次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不同的回归模型考察企业规模与R&D投入及产出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与2008年仅对问卷中山东省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稍有不同:企业规模与R&D投入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与R&D产出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熊彼特假说并不吻合,结合2008年的调研,表明就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而言,不管什么性质的所有制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较并未在R&D活动上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

两化融合并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变量，而是具有“方向（耦合程度）”和“大小（增值能力）”的矢量特征，并且信息化和工业化也是具有矢量特征的。研究发现，2000-2014年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不断提升，耦合程度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且增值能力提升更多的是依靠信息化、工业化的带动；但各省市区增值能力的差异性远大于耦合程度的差异性，其区域发展本身的差异性应是重要原因；东部地区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均处于最高水平，中部地区耦合程度低于西部地区，但是增值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从两化融合增值能力的动态分解看，工业化、信息化增长所带来的增值效果大于耦合程度提升带来的增值效果，两化融合静态增值能力（I型增值能力）和两化融合横向增值能力（II型、III型增值能力）均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的特征，两化融合纵向增值能力（IV型、V型、VI型增值能力）却呈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的态势。未来政策导向应突破静态耦合程度的束缚，全面认识两化融合的双重性质，辩证地看待两化融合和信息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根据各地区发展状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     

国际服务外包中知识转移对接包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

国际服务外包是一种发包企业主导的企业间知识整合机制,外包双方在这一整合机制中的地位和出发点存在差异。发包企业的交易动机、外包双方关系质量和接包企业吸收能力对显性和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是不同的。国际服务外包中显性和隐性知识转移对接包企业常规性和创新性技术能力的影响都是正向的,而隐性知识转移对接包企业技术能力提升作用更大。接包企业应以国际服务外包中隐性知识转移为突破口,将从发包企业获取的"片断化"技术知识整合形成相对完整的技术能力。接包企业不应满足于常规性技术能力的提升,更应利用国际服务外包中的知识转移,特别是隐性知识转移,促进创新性技术能力的提升。不同类型的接包企业应立足自身吸收能力,结合发包企业交易动机、外包双方关系质量,选择利用知识转移实现技术能力提升的路径。     

一部研究垂直产品差异问题的新作——评《质量成本、收入分配与垂直产品差异研究》

高建刚博士的专著《质量成本、收入分配与垂直产品差异研究》一书于2011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0余万字.该书以非合作双寡头模型为例,运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系统地分析了新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垂直产品差异化研究的两个主要议题.所谓垂直产品差异,是指厂商间产品的质量或者品质差异.这两个主要议题是:①"高质量优势原则"是否成立?即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厂商(以下称"高质量厂商")的利润水平是否一定高于生产低质量产品的厂商(以下称"低质量厂商").②两家厂商的产品质量是否会有高低差异?如果没有差异,则称之为"最小差异化原则"成立;如果产品差异达到最大,则称之为"最大差异化原则"成立.对于前一个议题,文献通常认为高质量优势原则成立,很少对低质量厂商获得相对较高的利润的情形进行探讨.对第二个议题,以往文献主要针对水平产品差异讨论,很少有文献将其引申到垂直产品差异的研究中来.该书在这两个议题上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山东基础设施建设的BOT融资研究

山东基础设施建设的ＢＯＴ融资研究杨蕙馨，朱崇利一、问题的提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港口、发电站等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量大、回收期长的特点，只依靠政府出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世界许多国...     

中国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退博弈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对国内的在位企业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对中国企业而言 ,首要任务在于准确地识别潜在进入者 ,监视外资企业的战略动向 ,及时对潜在进入者进行进入阻止 ,防范于未然 ,最好的结果是能够阻止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 ;当无力阻止或阻止成本过高时 ,就要考虑在容忍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同时 ,如何与狼共舞。最后 ,当不能承受外资企业的大规模冲击时 ,应选择时当的时机和策略退出。目的是弄清中国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所在 ,找准自己的位置和采取正确的策略 ,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     

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运行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博弈的分析

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一种协调经济活动的制度形式,它虽然兼顾了企业与市场的双重优势,但在公共产品提供、负外部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政府作为规制经济活动的外部力量,应承担起弥补其不足、推进其发展的重任。"推进者"角色是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运行中的理性定位。通过对政府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认为积极的基础设施投资行为,不仅为地区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能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费收益。出于对本地资源优势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考虑,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不实施地方保护。政府对集群成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可使集群成员在追求更高收益的过程中选择帕累托最优行动,最终有效降低集群成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由静态到动态的变量

从哈佛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到演化经济学的相互比较,对产业组织理论由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根据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将其涉及产业组织方面的问题纳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体系,对产业组织演化的研究和应用作了展望.     

“双随机、一公开”产品质量监管模型研究

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市场监管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创新。本文首次构建“双随机、一公开”产品质量监管的理论模型，理清“双随机”与“一公开”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分析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抽查企业与检查人员的群体行为演化机理，得出针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通过“双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抽查企业并“公开”产品质量信息，需配以恰当的激励机制才能有效制约抽检企业的假冒伪劣行为和检查人员的无效抽检行为；当公开声誉较高时，对检查人员实施质检激励或对抽查企业实施质量激励均可以使得系统良性演化，但如果公开声誉较低，需同时对检查人员和抽查企业实施质检与质量双重激励；质检激励机制设计时需对标准质量和假冒伪劣对应的检查人员分别给予质检激励，质量激励机制设计时需对有效抽检和无效抽检对应的抽查企业分别给予质量激励；质检激励和质量激励下系统稳定点的演化轨迹存在很大差异，质检激励先使得检查人员演化到有效抽检，然后通过公开声誉带动抽查企业演化到标准质量，而质量激励先使抽查企业演化到标准质量，然后通过公开声誉带动检查人员演化到有效抽检，如果公开声誉较低，这种传动机制会被阻断导致系统不会演化到理想状态。最后本文为完善和创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