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死亡，死了白死？——南京某法院判决改写“喝酒死亡，酒友赔偿”历史

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国人对酒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无酒不成宴”已成为一种习俗。近年来,由喝酒伤亡引发的官司屡见不鲜,法院判决也五花八门,有的判请客者赔偿,有的判同桌酒友赔偿,甚至有的判酒店赔偿。最近,南京市栖霞区法院也审理了一起喝酒死亡索赔案件,然而,法院运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改写了以往“喝酒死亡,酒友赔偿”的历史,判决酒友无须为喝酒死亡者担责。     

基层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商各审判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主要分析了基层法院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民事审判中法院判决和调解的冲突与平衡

调解与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诉讼纠纷的重要方式,两者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和谐与稳定,如果偏向哪一边,会影响审判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本文通过阐述民事审判中法院判决和调节的冲突与平衡,在实践中寻求解决措施。     

面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忧虑

如果说司法是以追求公正为己任,那么给法院的判决以公正的外观,自然就会推动人们对司法的认同以至服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义必须是看得见的"成为法谚中的一句至理名言。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房屋征收中强制搬迁的制度与实践问题

房屋征收中的强制执行,即实践中的强拆,一直以来都是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一方面,强制执行主体和人员采取野蛮暴力、胁迫等方式的情形时有发生;另一方面,被执行人采取极端方式进行抗争的情形也层出不穷。如何解决搬迁中的暴力、胁迫并同时使合法的征收决定得     

法院模式的中国化过程

法院模式或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开始于近代西方社会.自解决纠纷的法院模式于清末引入中国以来,通过建立专门和独立机构、适用专门程序解决纠纷就成为清末法律改革运动的重要内容.然而,这种机构的改变,牵动了国家权力配置、社会治理理念以及外国经验运用等重大问题,因此,法院模式自引入中国就一直面临并且总是处于中国化的过程中,并且,它在这一过程中被改变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中国.     

原告住所地与网络侵权案件的法院管辖

计算机网络的发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资讯和更加快捷的联系方式,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网上侵权案件也给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网络侵权案件的民事诉讼管辖便是突出问题之一。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因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案件和网络侵权案件)提起的诉讼,只能由侵权行为地法院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但网络侵权纠纷具有不同于一般侵权纠纷的特殊性:遭受网络侵权的原告往往难以确定实施网上侵权行为被告的住所地以及侵权行为地点,原告处于起诉困难的窘境。本文认为,应当从计算机网络的特点出发,对传统管辖理论和网络管辖新理论、网络案件侵权行为地以及外国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尤其是应借鉴美国的长臂管辖权理论。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应当成为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权法院之一,这可以给原告更大程度的法院管辖选择权,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解决网络侵权案件原告起诉难问题。     

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分析与展望——以我国环保法庭模式为切入点

由于环境案件在法律上和技术上的特殊性,环境审判专门化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环境纠纷与日俱增但诉讼极少且无力救济公民权利,审判机制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而无法正确审理案件。为了应对环境审判的紧迫形势,我国采取环保法庭的专门化审判模式进行试点,不仅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体现出诸多的优越性。但作为一种新生的审判机制,环保法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当然,环保法庭并不是司法推动环保事业的唯一方式,深入探索设立环保法院或者利用现有专门法院等有益途径,可以进一步实现环境审判专门化的目标。     

法院调解：当事人“理性对话”的权利场域

法院调解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中一种占主导性地位的运作方式。随着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法院调解制度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为应对这些新问题,首先要对法院调解进行合理的定位。法院调解应该不仅仅体现法官的;职权,更应当为当事人进行“理性对话”提供一个平台。     

法院审判质量认证体系的构建及运行研究

加强审判质量管理是近些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司法管理新目标。构建审判质量认证体系是审判质量管理的科学手段和应然要求,根据审判活动的阶段性划分,将审判质量的评价量化到审判活动的各个环节,通过相应质量评价指标及其权数的合理设计,运用一定的数理手段进行综合评价,既可以检验出法官审判质量的状况,从而为法官奖惩和素质培养提供客观依据,同时还可以为审判管理者完善审判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管理策略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