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控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发展

控制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发展非常重要。由于缺乏第三方购买机制,医疗机构垄断地位巩固,政府监管措施缺位,农村三级医疗机构追求其业务收入的最大化,导致医疗费用持续上涨,远远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扮演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正确引导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同时应在一定范围内促进医疗机构的竞争,并且加强政府对它们的监管。     

五保供养工作困难的制度约束及改革设想

制约五保供养工作的瓶颈一制度约束 五保供养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在于经费不足。事实上,五保户供养仅仅是中国农村诸多社会项目(social programs)的一种,而且以支出额度来衡量也是相对花费较少的一个项目。五保户供养经费不足,体现了中国农村在大规模市场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双重夹击下社会保护事业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核心在于社     

走向有管理的竞争:医保经办服务全球性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全民医保的推进,医保经办机构如何代表参保者的利益购买好医药服务,成为新医改的关键环节.在医保经办领域,打破垄断,促进"有管理的竞争",是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大趋势."有管理的竞争"理论1977年在美国问世,对世界诸多国家的医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终在德国的医保改革中变成现实.借鉴这一理论以及国际经验,中国医保经办体系可行的改革策略有三步:推进专业化、促进竞争化、走向法人化,最终促使医保经办成为一种独立于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     

当代中国农村医疗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趋向

当代中国农村医疗体制在六十年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78年之前,中国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由县、乡、村三级组成,县级医疗机构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乡村医疗机构属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它们在农村医疗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合作医疗被新型合作医疗所取代,即嵌合在集体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的社区微型医疗保险被政府补贴的自愿性公立医疗保险所取代.依然处在行政化制度和组织中的农村各级公立医疗机构都走上了商业化道路,但民营医疗机构在农村的发展还很不充分.由于医疗保障体系还欠发展,医保机构第三方支付对于医疗机构还缺乏制约,农村公立医疗机构的医药费用上涨幅度超过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上涨幅度.针对这些问题,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新农合的巩固、公共财政投入向农村地区的倾斜、社会资本的进入、公立医院的法人化有助于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但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化则有可能对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前景投下了阴影.     

城市医疗救助筹资与给付水平的地区不平等性

城市医疗救助试点自2005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筹资与给付结构呈现很大的地区不平等性。第一,人均筹资水平的基尼系数高达0.881,处于极其不平等的状态,我国东部地区不平等程度最大;对于这一不平等,省际差异的贡献率为55.45%,省内各区县之间的差异贡献了38.35%。第二,人均给付水平总的基尼系数为0.652,也呈现极其不平等的状态,而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对这一不平等状态的贡献较大。第三,对医疗救助人均筹资和人均给付水平的基尼系数的分解结果显示,省级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没有产生拉平效应,未能对公共服务水平公平的实现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健全医疗救助的公共财政体系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实现转移支付的制度化。     

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

专业性社团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团体研究中心的调查 ,作者发现 :由于国家的卷入 ,专业性社团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在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的社团监管体系下 ,专业性社团享有垄断地位。绝大多数专业性社团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的 ,也就是所谓“由组织出面组建” ;虽然国家不再为专业性社团提供财务支持 ,但业务主管单位通过领导人选择有效地控制着专业性社团的活动。为了能够继续维持其垄断性地位 ,专业性社团大多也不积极寻求社团自主性的强化。由于国家主义的遗产 ,国家与专业性团体的这种法团主义式关系 ,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 ,是一种过渡性形态。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在这样一种大的制度框架中 ,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是否能够得到发展 ,并且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社团空间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化 ?     

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型——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到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协同

中国新医改走出初期阶段,进入到一个需求侧改革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走向去行政化的新时代。在新医改的初级阶段,为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旧理论范式所影响,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在再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之间摇摆,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依然呈现高度行政化的格局。行政力量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助长市场、激活社会,从而让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在行政机制的扶助支撑下于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新时代新医改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协同,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将成为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体系的新范式。     

走向普遍覆盖:全民医疗保险面临的挑战

"新医改方案"以及未来两年的重点实施方案,明确了新医改的一大新方向,即"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亦即走向全民医保,这正是以往的医改方案未能突出的地方,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新医改方案"已经明确,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具体而言,就是在3年内使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参保率都提高到90%以上。在三年内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在农村地区似乎并不困难,难点和关键在于城镇地区。城镇居民医保必须要突破自愿性医疗保险所面临的"逆向选择"困境,而城镇职工医保则必须要解决用人单位逃避雇主社会保险缴费责任的问题。     

全民医疗保险与公立医院中的政府投入:德国经验的启示

在德国的所有医院,包括公立医院,日常运营靠保险,基本建设靠政府,被称为"二元筹资原则"。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从其他来源寻求资本投资,也实属正常。在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之下,不仅公立医院而且相当一部分私立非营利性医院的日常运营收入都来自医保机构的支付。即便是以个体户身份独立执业的家庭医生,其主要收入来源也是来自医保机构的支付。中国医疗界人士在抱怨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不足"的时候,常常无视公立医疗保险的支付,而有关统计年鉴中记录的"政府投入"也不包括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资本投资。德国的经验启示我们,在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并且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公立医院的日常运营收入主要来自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支付,而它们的资本投资来源多样化,其中政府投入仅仅是一部分。这是正常的,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中国城乡社会安全网的覆盖面与横向公平性问题

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政府在社会安全网的重新编织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社会救助体系开始制度化,近四千万贫困人群从中受益。但是,社会安全网的发展并不平衡。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但社会救助受益者反而少,甚至众多生活在赤贫状态下的农民没有这项权利。由于救助标准的差异,很多地区依照当地生活标准处于赤贫状态的民众也无权享受社会救助。社会安全网的健全,必须重视横向公平的实现,即让不同地区的贫困人群能够享受大体相同的社会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