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作家画像

周建新(1963-),男,满族,辽宁兴城人,一级作家,现供职于辽宁省作家协会。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长篇小说《老滩》等8部,长篇报告文学3部。在《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篇,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栽。《大户人家》获第四届东北文学奖和第三届曹雪芹文学奖提名奖;短篇小说《收获》获入围第三届鲁迅文     

“骏马奖”·“风向标”——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侧记

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有235部作品参加评选,最终25部作品和4位翻译家获奖,获奖作品涵盖了15个民族。从本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关于目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趋势与特征。同时我们也看到,"骏马奖"的意义不止在文学,从多民族文化的相互生发与涵养的角度,我们还看到各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美好景象。     

报告文学调查采访的理论来源与特点

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调查采访是报告文学写作十分重要的环节,其基本理论与方法主要来源有三种：新闻学的采访理论与方法;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理论与方法;文学的生活积累与体验论。报告文学的采访和调查与新闻采访、田野调查,因各自的目的差异、文本规范要求的不同,呈现出的相对特点是明显的。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综合与提升:构建理论大厦的艰难求索——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述评

与上世纪相比,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硕果累累、进步显著、来势喜人.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观念创新、方法多样,水平和质量大为提高.总的来说,表现出构建报告文学理论体系的艰难求索,可用"综合与提升"来概括.这一点,可以李炳银、丁晓原、王晖、章罗生等人的研究和<报告文学论>等专著为代表.     

探研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早期发展路径（1898—1936）

本文针对近代以来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孕育与初步发展路径作整体的概览,尝试通过纵向的历时性梳理,对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初期情况进行描述,以期展现19世纪末至全面抗战前夜中国报告文学作为独立文体的发展风貌及所体现的相应的文体观。本文将历时性梳理与文体观的流变融合在一起探讨,从近代不同的时间分期考察中国报告文学在发展初期呈现的文体特征。主要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的孕育和初步成长期,而在这个阶段内又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在这一阶段报告文学上承中国古典散文等文体,在西方报告文学理论引介的影响下,同时受到“左联”的推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体意识。     

徐刚对生态报告文学的主题拓展

徐刚对生态报告文学的主题拓展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生态危机的深切关注、对环境意识的激情呼吁和对人与自然的全面审视.     

生命的长度、温度与容量——论新时期以来灾害报告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在新时期以来的灾害报告文学中，创作者往往善于通过描摹险境中生命个体的不同状态，去呈现生命的长度、温度与容量。具体来说，读者在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个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这无疑会刷新人们对于“生命长度”的认知。但是“惜命”绝不等同于“偷生”,所以作家们也纷纷鞭挞了由灾害所映射出的人性之恶。与之构成对比的则是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牺牲奉献者，他们用破家为国的行为向人们展现了“生命的温度”,而这种“生命的温度”还体现在人们对逝者的伦理关怀上。除此之外，一些作品也借由对待特殊人群乃至万物众生的态度显示出了对生命十足的尊重，并由此扩展了灾害报告文学的“生命容量”。     

《劫后拾遗》的文体美学及其引发的文体焦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茅盾从香港转移到桂林。《劫后拾遗》是他到达桂林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劫后拾遗》经历了从文学文体到新闻文体的认知流变。笔者认为,"速写小说"的命名不仅可以较为贴切地概括《劫后拾遗》的文体美学,也能够较为有效地解释这种文体焦虑的深层原因。作为"速写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形态,《劫后拾遗》既是二三十年代流行一时的"速写"文体在消解自身独立性后发展的文学一脉,也是抗战时代语境复苏"速写"文体、催生美学新质的产物。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的逻辑生成与叙事特征

“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可以从几个方面被论证和考察，一是关注“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的生成及其历史维度、时间长度、空间广度；二是考察其文献史料的特征、文学表征；三是东北“书写”的独特性。将“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置于中国抗战文学研究乃至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研究的大框架中，有助于界定“九一八国难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普遍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从而拓宽国难文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