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兼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可能途径

在牟宗三的哲学观中,发现哲学原型及其间架具有基础性意义,而"道德的形上学"及"一心开二门"正是这种原型及其间架,这是一个普遍的哲学原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系统,若要称之为哲学,必须"二门"全开,不然就不是完满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看,"有无哲学"的问题不只是可考问中国文化,亦可考问西方文化。具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在现象界,中国哲学没有开显出知性形态以成就知识系统,故说中国没有哲学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本体界,中国哲学有玄妙的体悟与圣证工夫以冥契本体,故说中国没有哲学则不可接受。所以,中国哲学可能的发展途径就是要开显其现象界之所缺,固守其本体界之所成。由此,哲学始真成为一切知识的系统,且哲学亦可上升至宗教。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与朱熹《孟子集注》比较之一二

中国经学历史上,许多经学大家都曾为<孟子>做注,而赵岐作注,孙爽作疏和儒学大师朱熹的注最为后人所重,二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差异,其中,赵岐认为<孟子>首章在讲"仁义" 治国,而朱熹则认为孟子在说天理与人欲;赵岐认为<孟子>末章在学孔子"叹而不怨",而朱熹则借以发挥理学家的"道统"观等等.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论生命教育的目的指向与价值立场

20世纪中期兴起的生命教育，不仅拥有哲学、宗教渊源，而且拥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和价值立场。目的指向关涉现实生命问题，而价值立场则关涉生命的来源、存有、升华、消亡等四个方面的价值信念。在我国，生命教育兴起于20世纪末，原本应具有自己的目的指向和价值立场。由于生命教育的“舶来”性特点，以及文化传承的断裂性、社会价值的多元性、社会实践的特殊性，我国的生命教育在价值立场问题上悬置了它的民族性和独立性，致使明确、构建恰当价值立场成为当今开展生命教育的第一要务。具体而言，我国在生命教育价值立场方面应凸显科学之真、伦理之善、主客之美、信仰之圣，使生命教育成为真善美圣的统一。     

金朝衍圣公封授制度考

衍圣公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专门封授孔子后裔的爵位,该爵位最初只是虚爵,但在金朝建立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发展国家文化,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不仅将宋朝的衍圣公封授制度引入国内,而且还将曲阜县令作为衍圣公的世袭官职,从而使孔子后裔的职务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也为后世政权继续提升衍圣公的身份和地位打下了基础。     

超越“模范少数族裔”:1980年以来洛杉矶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研究

1980年以来，洛杉矶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参与地方选举政治，并进入了市议会。在此基础上，华人精英又分别在2001年和2009年进入了州众议院和国会众议院，并在州议会和国会连续传承至今，洛杉矶华人参政形成了从市政府到州议会再到国会的完整链条。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精英固然起到了箭头作用，但也离不开华人在1990—2021年间四次重划选区的努力。通过历次重划选区，华人逐渐划出了一个亚裔占多数的州众议院选区，并以其为基础，划出了一个亚裔是第一大族裔的国会众议院选区，为华人进入州众议院和国会，以及保持其席位在华人内部传承奠定了选票基础。华人通过积极参政，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华人的族裔性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也突破了亚裔不问政治的所谓“模范少数族裔”形象。     

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郭象成圣观再探

先秦时期产生了天生圣人和积学成圣两种观念。汉代受谶纬与王权因素影响，天生圣人观成为主流。曹魏时期王弼基本延续了汉代以来的观念。西晋郭象则不单认为圣人之迹可学，还提出了具体的为学方式，这与以往学界基于其“圣人无迹”说推论出郭象持天生圣人观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可以说郭象对汉代天生圣人观进行了一定调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具备圣性之人也需要通过后天积学才可成圣；另一方面不具备圣性之人通过后天努力也有可能达到与圣人相似的境界。这些调整重新凸显出后天积学的重要性，对之后成圣工夫论的完善也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