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

二十世纪初，发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一词经日本传入中国。得益于《清议报》，译自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最早接触“帝国主义”概念的开始，而浮田和民与幸德秋水的思想更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外来译介知识的影响下，清末中国人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成因、特征、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梁启超等人的言论更成为其时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后，中国人将自身所面临的境遇与外来词语相结合，阐发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特别是在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论争中，夹杂进了丰富的“帝国主义话语”。在从译介、认识到话语利用的过程中，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渐趋多元与复杂。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徐志摩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述评

徐志摩与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新文学派与《甲寅》派论战的组成部分,是桐城派文学与新文学对立的反映。从思想根源上说,新文学派与章士钊的分歧在于双方社会变革思想的不同。前者属于激进型,后者则是渐进型。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虽不无可取之处,但总起来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