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新时代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的意义和路径

太极拳是中国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以及养生和中医文化的重要载体。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通过思考和探讨新时代太极拳译介与传播的意义等,提出其译介与传播的路径：多方参与译介与传播工作;全方位、多角度译介;太极拳术语翻译定名;多种翻译策略并举;多模态、多媒体译介传播;培养更多相关翻译人才。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经验论析

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传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阶段，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统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经验主要包括：译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首要前提，著书立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重要基础，创办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力保障，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有效形式，科学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传播的方法论指导。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工作仍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金斯密《道德经》译介中的跨文化操纵

1899年,英国汉学家金斯密在《中国评论》上将《道德经》译介到了英语世界,为推动19世纪《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及西方学术文化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他在译介《道德经》过程中用西方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翻译过程,对原文实施了跨文化操纵。具体操纵手段表现为:文化意象替代、增添、删减和改写。     

田汉译介思想初探：以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为中心

田汉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学界研究尚不多，其价值亟待发掘。该文以田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译介为文本分析的重点，梳理其《骑马下海的人们》中展现的以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主张翻译而不是翻案”的翻译思想，评介其《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中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绍介，探讨其译介活动的时代背景与个体选择。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述译介活动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寻求“审美”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却寻求“实用”的艺术功能，在“审美”与“实用”之间形成了推动现代中国早期戏剧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张力”。     

“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

二十世纪初，发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一词经日本传入中国。得益于《清议报》，译自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最早接触“帝国主义”概念的开始，而浮田和民与幸德秋水的思想更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外来译介知识的影响下，清末中国人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成因、特征、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梁启超等人的言论更成为其时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后，中国人将自身所面临的境遇与外来词语相结合，阐发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特别是在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论争中，夹杂进了丰富的“帝国主义话语”。在从译介、认识到话语利用的过程中，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渐趋多元与复杂。     

艾丽丝·门罗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出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在国内的译介出版始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历经了沉寂期、转折期和"门罗热"的繁荣时期,其特征由早期作品简单译介、作品和评论研究并重到小说集的集中出版及评论研究的百花齐放.对门罗在中国译介传播的研究,会对国内门罗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促进作用,从整体上呈现门罗研究的发展态势,推动门罗在中国的研究和译介出版.     

冰上丝路上的红学：冰岛文《红楼梦》首次译介文本研究

冰上丝绸之路是推进中国与环北冰洋流域国家人文互动的重要倡议。其中，红学扮演着独特角色。随着冰岛《红楼梦》译本的出现，海外红学族系不仅新增添了一个语种文本，而且为深度了解汉学在欧洲传播的脉络途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不同于北欧其他小语种的转译形态，冰岛译文并非直接源于库恩德译本，而是基于程乙本的中文底本，同时也吸收了“霍克思-闵福德”英译本的诸多元素，以“丝路”的视角辑录于冰岛文汉学经典选集中。冰岛译文虽然较为晚起，却突破了欧陆特别是具有示范性效应的1932年库恩德译本的翻译套路和格局，其处境化的译介策略开辟了北欧跨语际视野下汉学译介与传播的新型范式，对重新评估“中国-北欧”汉学互动的层次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宝贵的样本参照。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译介特点及启示——以藏族文学的日本译介为例

笔者主要以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为例，考察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译介特点及启示，认为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积极且面面观式的译介特点。通过剖析掌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国译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特点，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内在因素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外国译者直接译成目的语是捷径，但也存在隐患，亟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同时也要重视与外国译者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