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子思之儒”学术理路辨析

"子思之儒"的文本创作与思想主张中有着三条明确的学术理路:在学术思想的继承方面,将孔子思想条理化、体系化、形而上化是其重要的学术理路;通过在思想观念形成的时代因素方面,引入其他学派的理论框架、思想观念,以丰富儒家思想;在政治观的表达方面,通过继承先秦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传统,将先秦贵族集团限制、消解王权的政治因素转化为儒家以德抗位,要求君王施仁政、尚贤能,并通过教化君子以控御权力的思想主张。     

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 ——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

在禅风炽盛的明清之际,黄宗羲强调儒者"作文不可倒却架子"。首先,在对当世儒者所撰塔铭的批评中,黄宗羲认为"启众信、备僧史"理念统摄下的塔铭写作有失儒者气象,文章往往雅俗相乱。其次,在自身塔铭创作上,黄宗羲的儒者本位意识也有所投射。论及僧诤时,他善于借儒者之例批判禅林门户之见;为逃禅者作塔铭时,他着力凸显塔主"外禅内儒"之精神实质。以黄宗羲的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可解读其"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的内涵,并可感受当时儒释交游之张力。     

论佛教及其故事对仙道小说的影响

仙道小说,或称道教小说,是指以宣扬神仙信仰、反映神仙或道士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仙道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深受佛教的影响,并深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佛教的一些教义、概念、词汇、典故、故事情节、题材、创作模式等,就深刻地影响着仙道小说,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但仙道小说与佛教故事相比,也有明显差异.     

孔子阶层美德伦理刍议

阶层划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孔子的阶层美德伦理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划分为现实根据,同时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等级划分进行了生产、分配、消费上的经济规定,并为每一阶层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其在追逐现实利益时,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义的坚守。以此在规范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跨时空、超阶层地为现今社会结构的完善与义利关系的统筹提供借鉴。     

齐物与忠恕:章太炎“以庄证孔”思想发微

章太炎曾自称其学为"以庄证孔",即以庄子的"齐物"哲学解释孔子的"忠恕之道",他因此提出"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齐物即忠恕两举者"等理论。太炎将"齐物"与"忠恕"相贯通的内在理路是:他先以佛学之"真如"——"平等"证庄子之"无我"——"齐物",再以庄子之"无我"——"齐物"证孔子之"忠恕之道"。如果说传统学界对"忠恕"的解释是"有己之忠恕",那么,太炎基于庄学和佛学的"忠恕"则是"无己之忠道"与"有己之恕道"两相并举,传统解释重"恕道",太炎更重"忠道";传统之"忠道"是反己尽己,太炎之"忠道"是虚己尽彼。他强调以"恕道"推度他者之时,同时需要以"忠道"整全地观照他者,此庶几有补儒学"絜矩之道"之所可能产生的为孔子所始料未及的种种负面影响。太炎先"以佛证庄"再以"以庄证孔"之思想关怀,是以东方古典思想对所谓公理、自由、平等等近代西方启蒙理念进行批判和重建。     

跨文化视野中的“道”

普鸣(Michael J. Puett)教授所授中国哲学课程(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在哈佛大学深受欢迎,它的成功需要跨越双重的距离或障碍:一是从古典到现代,一是从中国到西方。从古典到现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几千年前的思想为何在今天仍有说服力。作者的手法是作两种提取工作,一是从经典提取论题,一是从生活提取可以证成问题的经验。这是一种哲学研究的尝试,经典与生活都是它的资源。其观念来自经典的启发,但其可信度必须体现在生活经验中。从中国到西方,则是处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正如从古典到现代需要某种观念的转换一样,从中国到西方,也得一番思想的提炼。当普鸣提出今人的思想误区时,实际就是为西方文化背景准备针对性的问题。外国同道对中国哲学所做的努力,包括教育传播或学术探索,其成功经验对中国学者都是重要的鼓舞。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其工作也能体现传统哲学的魅力,那对它的跨文化传播,一定会起助力的作用。人类精神事业的大道,是可以相互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