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理性到制度理性: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 ——以C市为例

近年来,中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行使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本文以G省C市人大的环境监督为切入点,分析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如何从个体理性向制度理性模式转变,并从制度合法性角度揭示这种内在转变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对环境等民生问题的监督成为了地方人大监督的重点领域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而其制度化主要源于法律资源为主导的形式合法性.可以看出,我国的地方人大监督呈现出与西方议会监督制度不同的发展路径.     

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

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进行研究,以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思想的逻辑和起点.毛泽东重视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其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属性、形成领导核心的思想影响.具体的内容表现为:重视"党内生活政治化"、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党领导一切"、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重视党的干部的重要作用等.     

百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编法讨论——从罗香林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评议说起

贯通式的“中国民族史”的编著，孕育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自清末发轫，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1928年)系中国较早冠名“中国民族史”并系统叙述“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综论性著述。该书出版后，罗香林对其进行了学术评议，提出从“纵的叙述”和“横的叙述”两个面向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罗香林有关中国民族史“编法”的建议与后来一些学者对中国民族史的认知和书写不谋而合。以王著《中国民族史》修订版(1934年)为例，该书尽可能在既有研究框架范围内重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表明王桐龄一直在探索适宜的中国民族史“编法”,加强了中国民族史“横的叙述”;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著《中国民族史》,则将诸民族史“各为专传”,推进了对各民族历史的“纵的叙述”。时至今日，为阐明“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罗香林提出的“两种面向、三个问题”,尤其是有关加强“横的叙述”之建议，对于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展仍具重要启发意义。     

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前因、结果及边界条件

本研究将企业情境下的激情研究从个体层面提升到团队层面,分析团队和谐型创新激情的产生、及其对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条件,拓展了理解团队创新的视阈。本研究聚焦的团队和谐型创新激情具有3个特征:团队成员具有共享身份、自主地形成创新动机,并将创新内化为团队共享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创造力和创新的要素模型为整体框架,结合激情、团队创新、领导力、团队过程等领域的重要理论,提出了一个受到调节的中介模型:变革型领导力与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正相关;当团队反思程度较高时,团队的和谐型创新激情与团队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变革型领导力与团队创新的间接正向关系也更强。本文在146个企业高管及其下属的146个团队中开展了三阶段、多数据来源的实地研究,进行受到调节的路径分析(moderated path analysis),研究结果支持了所假设的受到调节的中介模型。这些研究发现既是激情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团队层面的重要拓展,也对团队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考虑重复购买因素的品牌竞争对新产品扩散的影响研究——基于小世界网络的仿真环境

在对品牌竞争影响要素分析的基础上，考虑重复购买在新产品扩散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构建以消费者微观采纳机制为核心的新产品扩散的阈值模型，在小世界网络仿真情境下，运用多智能仿真方法对品牌竞争与新产品扩散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转换成本对新产品扩散的速度和深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条件区域"，在该区域之外两者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进入时间与两种竞争性品牌的扩散速度存在一致的负向的影响关系，而对两种竞争性品牌的扩散深度的影响方向则相反；在此过程中，重复购买系数起着一定的调节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转换成本及进入时间对新产品扩散的影响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竞争性产品创新扩散的相关理论，也可以为企业的新产品推广实践提供决策支持。     

政府干预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的“利率倒挂”

本文在Bikhchandani和Huang(1989)经典的债券拍卖理论模型中引入政府干预问题,探讨地方政府发债过程中持续出现的"利率倒挂"现象背后的逻辑。在分析"利率倒挂"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通过对财政存款等经济金融资源的控制来干预信贷市场,进而影响承销商在债券发行市场上报价行为的解释思路。首先,建立存在再售市场的共同价值拍卖的基准模型,分析不考虑政府干预情形下承销商的均衡报价行为;然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引入地方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将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研究结果表明,考虑政府干预的情形下,当竞争性竞标者的私有信号为互补信息时,债券拍卖博弈存在着唯一和对称的贝叶斯-纳什均衡,该均衡报价策略是关于竞标者私有信息的严格递增函数,并且明显高于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均衡价格,进而从非市场行为的视角为"利率倒挂"现象提供了解释。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完善现有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的发行体制具有参考价值。     

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内涵、理念与路径

美好生活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坚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通过对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厘清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同时,加强对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所存在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明晰建设民族地区美好生活的理念,对于构建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清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与助推国家近代化转型探析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异乎往古的,这也推动原本作为社会治理补充的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型为致力于地方兴革的近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公益在承袭传统慈善精蕴的同时,吸收西方传入的公益理念,且关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逐渐发生重组与变构,最终在戊戌维新时期萌发与传播,并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晚清所兴地方公益,其内容涵盖推广新式教育,兴办实业学堂;开展医疗卫生;改善城市交通;创设消防组织;改良社会弊俗。地方公益事业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助力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推动政治近代化进程、促进经济近代化转型、助推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演变、激发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