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两吴女士的《歧路灯》研究——从我国大陆的《歧路灯》研究说起

最近10年有五种<歧路灯>研究著作问世,其中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和吴聪娣<〈歧路灯〉研究>,分别由台湾与新加坡的两位女学者完成并在海外出版,我国大陆读者颇不易得.前者以文献资料的丰富翔实见长,分析的全面细致和有独到见解,也是其突出的特点.后者以小说证史,以史证小说,在确证小说的历史价值的同时,也确证了小说的美学价值,是迄今为止专一从社会历史角度发现"<岐路灯>世界"的最重要著作.     

评《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

<正> “揭清官之恶”是《老残游记》突出的思想内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胡适亚东图书馆本《老残游记》序称道“《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历来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大都祖述此说,啧啧称赞。当然,否定的意见也是有的,五十年代张毕来同志著文斥《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招致许多驳难,后来就不见有人坚持了。但类似的评论仍时或出现,例如1981年著名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著文说:“刘鹗对清官     

《三国演义》曹魏之战略优势缀述——从“隆中对”的“扬蜀抑魏”说起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倾向性描写,使一般读者往往以为曹魏一切都在诸葛亮谋算中,曹操伎俩用尽,仍不免被愚弄得可怜而且可笑.其实,这是被作者瞒蔽了.<三国演义>中真正的强者是曹操,三家中一直居战略优势地位的是魏国.曹操不仅乘汉室之危,移都许昌,抢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后期以至其子曾丕称帝后,也与昊国一样,深明"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之机,动必联吴,持守待变,总能在诸葛亮的进攻面前保持不败的优势,并为后来晋室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在<三国演义>这部有强烈政治倾向性与理想色彩的书中的胜利,由此可以更加深悟小说创作与生活之错综复杂的关系.     

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有神话传说以来,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为"三皇"之殿、"五帝"之首,最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功在当时,利在百世,其个体形象遂被增饰放大,乃至几乎无美不归,在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主要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之伟大形象,其后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帝子孙"。从而无论黄帝其人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他的形象都实已成为中华多元统一国族的超级图腾与共同信仰,中华"大一统"恒久不变的象征。影响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地维系并促进华夏族群共存共荣、共理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中国本土"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黄帝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华夏儿女永续珍重,崇敬发扬,以血浓于水之精诚,戮力同心,为天下后世造福。     

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

《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一是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二是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三是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     

《西游记》与泰山关系考论

百回本《西游记》描写原型为泰山独有的景观和可推断为泰山景观,以及可资联想到《西游记》故事的景观约有三十余处。这诸多景观与《西游记》所写地理环境对应的一致性或相关的密切性,表明泰山景观是《西游记》地理环境描写的主要蓝本,《西游记》的神魔环境与“五岳独尊”的泰山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有摹本与原型的对应关系。泰山不仅是孙悟空“故里”,而且是大半部《西游记》故事的舞台背景。而《西游记》作者必是一位久居泰安熟悉泰山的文学家。     

《歧路灯》的结构

<正> 关于《歧路灯》的结构,论者几乎都予以较充分的肯定,而以郭绍虞、朱自清两先生评价最高。郭先生说:“《儒林外史》成书最早,但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即是似乎是由许多短篇小说集缀而成,而不合乎长篇小说的组织。至《红楼梦》与《歧路灯》则异此矣!书中都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