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松林书院的历史及其现代传承

松林书院的历史可以上溯千年,形成了有特色的书院教育方式和管理方式,培养了众多的精英人才,并给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时务学堂的历史地位、恢复价值与开发措施

在两型社会和国际文化名城建设中,长沙须深入挖掘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时务学堂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值得恢复重建。要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现代化经营,创造理想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关学传人孙景烈及其学术成就

孙景烈是关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之一,其一生不尚浮华,不务虚名,以书院为阵地,以讲学著书为手段,以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致力于陕西人才的培养和关学的发扬光大。讲学之余,孙景烈又整理出版家乡先贤康海的著作,纂修郃阳、鄠县、武功等县地方志书,在宣传陕西学人、宏扬家乡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广州陈家祠的社会学意义

在文献史料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广州陈家祠是一个集祠堂、书院、会馆于一体的建筑。这三种性质的东西汇合在一起体现了一个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层伦理关系,反映出广州陈家祠在近代广州以及广东具有的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新时期学术史的序中别解——《学林清话》读后

从1981年到2008年,傅璇琮先生为各类学术著作撰序达七十三篇,现汇为一辑,题名《学林清话》。阅读是编,不仅可以体会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修养,还能了解傅先生在学术转型时期所做的思考及其意见,而多篇序言中所体现出的对后学的提携之意,也将成为学林佳话。综合全书观之,这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新时期学术史。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初读朱熹

综述朱熹理学的主要内容,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考证朱熹为官清廉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朱熹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清正为民与腐败集团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中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成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重视教育、躬行不懈、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探索的教育家,具有民本思想的爱国廉政的好官。研究朱熹,进行批判继承、合理扬弃,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化民成俗:明清书院与圣谕宣讲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谕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念范导于整个社会。宗族层面,宗族书院也多把圣谕写进族谱,对族人普及、宣传。以书院为核心,书院内外的圣谕宣讲具有普及性与通俗性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统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场合上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以书院为核心的圣谕宣讲使书院与地方社会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通过圣谕宣讲以及士人引领示范、民众的参入,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坚实力量。     

略论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是与封建社会占垄断地位的官学不同的教育组织形态,以其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对中国封建文化与士人人格塑造产生过深远影响。而欧洲中世纪大学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倡导人文与科学精神,对欧洲近代社会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