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梁模型的管路振动主动控制器设计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利用调研获取的农户数据,分析了农户当前对于低碳属性农业技术的采用现状,并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了农业项目和农户两个层面因素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后续采用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于低碳农业技术采用后的效果评价较好,技术需求度和后续采用意愿均处于较高的水平上,并且不同类型农户对当前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程度、偏好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农业生产项目和农户经营主体两个层面的因素均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后续采用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类型农户后续采用意愿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农业项目的地理特征、经济效益、资金技术要素投入强度和农户的行为意向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强;农户技术采用强度受到农户个体特征和行为意向的显著影响,且作用效果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我国各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比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相对较高,但是其平均绩效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突出;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在三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此,提出应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解决其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     

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测度的实证研究

低水平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阻碍了农产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基于社会物质主义理论,构建企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模型,讨论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的内涵、形成机制和作用效果;并对316份企业样本数据,运用内容分析、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具有多维度结构,包含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人才能力三个核心维度,且三者相互关联,共同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产生作用。由此开发出量表以期为企业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力提供一个可操作和量化的通用工具。     

县级政府、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上行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13省87个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调研材料,分析政府项目驱动下农产品上行问题。实践表明,政策利好为县域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试错空间,“S2B2C”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农产品上行的推动作用明显。但是,多数县级政府未能认识到供应链管理之于农产品上行的作用,普遍存在政府治理方式滞后、公共服务网络不健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缺乏、冷链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为有效推动农产品上行,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公私合作”、构建一体化的公共服务、注重品牌营销、优化产品供应链管理。     

农产品价格波动中的金融化因素分析——以大豆、食糖为例

基于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相关月度数据,以大豆和食糖为例,通过ARDL模型分别从长期和短期对影响国内农产品现货价格的金融化因素进行了系统测算。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因素、国内期货价格、货币供应量和国际现货价格是影响国内大豆现货价格的主要金融化因素;国内期货价格、通货膨胀因素和国际现货价格是影响国内食糖现货价格的主要金融化因素;汇率和能源价格对二者的影响均不明显。最后,从改善宏观经济环境、规范期货市场发展、健全农产品进口风险防控体系、关注品种间差异等方面提出了应对农产品金融化的对策建议。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伦理视角下农业的二重特性及农作“时”观念的省思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类最早开始的有计划、有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农业需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场所中显示和展开,自然亲自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始终。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发展的推动来看,农业是人们最早为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农业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而存在,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各方面社会特征和价值。与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涉及伦理一样,农业不但具有一般伦理的特性,而且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决定了其伦理关注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主要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农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乃是有生命特性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或者动物具备生命的类特征,而且这些生命特征出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人在生产农作物的时候需要遵循自然的规范原则,由此亦决定了农业伦理需要在规范伦理学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认知。同时,农业是为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对农业的判断又显示出功利性,使农业呈现功利性伦理的特征。因而,农业伦理具备了伦理学理论的各个层面,甚至将一些看似矛盾的伦理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农业伦理不只是单方面属于哪一个伦理理论,而是融合了伦理学中典型的两个流派即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这种融合中,农业显明出一方面以支撑人的生存为目的,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自然的客观性特征,于是农业伦理也随之在这两个层面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差异性。农业伦理的二重性不只是学理上的一种考量和认定,而且是具体地显明在农业实践之中,农业耕作中的"时"观念就是农业二重特性的实践显现,使农业伦理成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性。     

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

在婚姻市场渗透下，中西部农村家庭继替具有市场参与性特征：婚姻市场竞争过程形塑出以竞争力为指标的婚姻梯队序列，在优势梯队实现的家庭继替具有向上社会流动的特征，梯队末端则呈现为底层沦陷；农村男性青年在婚姻梯队序列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家庭的资源积聚方式、能力和分配方式。调查发现末端梯队集中分布于农业剩余稀薄村庄，其内在机理是农业剩余稀薄通过形塑家庭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与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资源积聚方式和向家庭日常生活基本需要进行倾斜的资源分配方式削弱了男性青年的婚姻市场竞争力，其现象表征是扎堆分布的光棍。     

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与财政补贴政策优化：一个文献综述 *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在保费收入、保障范围和参保农户数量等指标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保障水平不高、农业保险“不解渴、不顶用”也一直是各方反映的焦点之一。本文结合了福利经济学和保险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遵循“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必须优化其财政补贴政策”的逻辑主线，对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是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前提条件、有效途径、有力举措和重要渠道进行了梳理和评析。最后，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对该领域日后的研究重点进行了预测，并进一步探讨了其优化路径。     

Land-use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resulting from current and future bioenergy crop expansion: A review

Recent energy and climate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have increased demand for bioenergy² as an alternative, which has led to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land-use changes and an array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concern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d-use dynamics of bioenergy crop product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bioenergy and land-use policie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land-use change associated with bioenergy crop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bioenergy-driven land-use change’). The review focuses on four regions as the most prominent locations in which these patterns and changes occur: Brazil; Indonesia and Malaysi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e review confirms that bioenergy-driven land-use change has affected and will impact most severely on the ’land- and resource-abundant’ developing regions, such as Brazil, whe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es priority over sustainable land-use policies, and the enforcement capability is limited. Opportunities for more effective policy are availabl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e.g. REDD under the UNFCCC), and certification criteria for sustainable bioenergy products (e.g. EU RED). However, bioenergy produced from no and/or less land-using feedstocks (e.g. wastes and residues), and their associated technologies must be given higher priority to minimise bioenergy-driven land-use change and its negative imp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