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后现代的疯子叙事——试论《女勇士》中的疯女人意象

从后现代文化分析的角度,对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女勇士》中未曾引人注意的疯子叙事进行分析,认为该叙事通过对疯女人癫狂的描写,使癫狂世界与正常世界形成互文效果,从而揭示“疯子”既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压迫华裔美国女性的工具,又是华裔美国妇女追求话语权、颠覆压迫的手段。此外,“疯子”还是作者建构华裔美国女性文化身份的策略。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     

叙事的解构

加拿大作家鲁迪·威伯在《发现陌生人》中运用了复杂的叙事结构 ,用多重叙事者和多角度展现不同的生活经历、心理过程和意识活动 ,以及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小说多画面、多视点的叙事手法表现了作者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的挑战 ;威伯站在多重叙述者的角度 ,意在对历史 ,对特定的民族和文化进行解构。     

诗意的批判--论萧红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叙事在萧红的小说中是进行国民性批判的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对反讽的自觉运用使作者以一种更具审美性的方式含蓄而诗意地表现国民性批判的意图,同时也是萧红小说语言诗化特点形成的原因之一。反讽机制的运用使萧红的小说叙事实现了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论张欣写作的意义

本文论述张欣写作的独立品格及其特殊意义,突出都市和女性两个类型主题,并指出:作者在文本的建构和大众化叙事等方面,都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索。     

试论刘庆邦小说的叙事特征

刘庆邦是近年来小说界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回归传统和生活本原意义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小说的叙事风格值得关注。本文试从政治观、爱情观、心理、细节四个方面阐述作家带给阅读者的诗意感受     

切入“历史”后的视点——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角度

“新历史小说”，自生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命名、指认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其自身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有关之外，还与其叙事上的独特角度密不可分。有鉴于此，结合“新历史小说”出现的时代背景，通过对其结构特质的三个主要方面，即第一人称视角与“历史”同步、聚焦变换与情感演绎、民间视野及其视点应用进行阐释，就成为一道重要的逻辑线索。     

试析《夜色温柔》的艺术特色

《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继《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延续了作者作品的一贯主题:梦想的幻灭,但作品在结构安排、叙事角度和主题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叙事结构的显性与隐性——《海上花列传》叙事艺术解读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取得了巨大文学成就的吴语小说,具有极大的解读空间。若将叙事结构分析和文本解读结合起来,则可避免误读作者真正的写作目的。小说对叙事结构的选择,在显性层面上体现了对《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在隐性层面上,则反映出作者对海上花国这一主题的世界观层次的理解。作者并非以揭发狭邪之恶、警醒人心为目的,而是出于人道主义,怀着对妓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深切同情,完成了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