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与效率——论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行政权

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由于行政权不当行使所引发的违法拆迁、野蛮拆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房屋拆迁大多出于商业目的,其间暴露出政府角色混乱、权力寻租、滥用行政权等弊端。在房屋拆迁领域,政府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格保持中立性,避免过多参与拆迁事宜,并通过加强程序建设、转变政府行政理念和利用外部因素节制行政权,以提高城市房屋拆迁的整体效率,保障被拆迁人的财产权。     

公共行政当局以合同方式雇用人员时各类合同的适用范围

现时澳门公共行政当局以合同方式雇用人员的情况普遍,但是使用的合同类型多样,各类合同应有的不同适用范围卻鲜见有本地法律学术论文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尝试根据澳门现行法律和法学理论分析不同的合同各自应有的适用范围,并探讨该等合同在现行澳门法律下可能存在著的潜在问题。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强化——以加强行政监督为视角

基于权力运行的规律,中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包括对行政权的监督。中国检察机关监督理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理论,到对其废除,再到法律监督理论的提出,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在面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对检察监督理论重新梳理,以确认并不断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这已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当务之急。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案例化

为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规范，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判例制度，赋予我国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发布具有典型意义的行政指导案例，对法无明文规定、规定不明，或规定了较大裁量幅度，或具体行政行为易产生差异的案件，省级或以上的行政机关有权发布具有指导性质的行政案例，并赋予行政指导案例相应的法律效力，其他行政机关在处理类似情形时，应比照行政指导案例进行执法。这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规范裁量权的行使．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做到同案同处理．以实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行政权社会化的合法性初探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行使的方式和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分行政权日益从政府向社会转移,公共行政改革不断深入。虽然行政权社会化的发展态势迅猛,但现今的理论研究对于行政权社会化的合法性关注不够,因此,本文对其形式合法性依据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     

论监狱劳动管理行为的性质

单纯的组织标准或者权力性质标准在认定职权行为性质的时候都存在问题，因此在分析监狱的职权行为性质时应结合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从我国的政策以及监狱行使权力的性质来看，监狱应当是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混合体，同时拥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判断监狱的行为性质的关键是该机关在行使什么权办。监狱时罪犯的劳动管理权是一种行政权，具有行政权所具有的执法性、主动性，不具有最终性的特性。     

英国《城乡规划法》百年变迁中的规划行政权

英国议会自1909年<住房及城乡规划诸法>颁布后,先后批准了20多部规划法.逐步形成了行政主导的规划体系,也即行政部门具有准"立法权"--编制规划,行政权--发展控制,准"司法权"--规划上诉.本文立足英国城乡规划的历史背景,讨论在法学思想的变迁下,规划权力的扩展与规范,进而研究英国规划干预与权力制约的演变关系.     

高校自治中司法审查的介入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已从最初单纯的学术团体逐渐具有行政色彩,原来绝对维护高校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现代法治和保护人权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一定限度内引入司法权审查高校行政权的行使,给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师生以救济.文章从理论和比较法角度说明司法介入高校自治的必要性,并由此具体说明高校自治下的司法审查范围.     

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治理作为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运用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国情相契合,也就是说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治理.中国治理的困境主要存在于农村建设的管理与自治、村干部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以及村民的分散经营与集体认同的三对悖论中.为此,需要重整国家政府、基层政权与乡村的利益,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