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小区MIMO网络中一种新的D2 D通信干扰对齐算法

当多小区MIMO（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网络中引入D2D（device-to-device）技术后形成D2D-MIMO干扰网络，为解决其干扰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天线数奇偶性的发送端数据流分配方案和基于该方案的干扰对齐（interference alignment，IA）算法。该算法通过最小化基站泄露到非目标用户的信号功率来求解蜂窝链路的预编码矩阵，通过最大化蜂窝用户的信干噪比（signal to interference plus noise ratio，SINR）来求取蜂窝链路的干扰抑制矩阵，进而通过线性干扰对齐消除蜂窝内干扰，并推导了系统的最大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DOF）。理论分析和仿真表明，相对于现有算法而言，该算法提高了系统的自由度、频谱效率和能量效率，降低了对天线数的要求，增强了系统的灵活性。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杉林神女经》叙事中的原型解读

选择凉山彝族毕摩文献《?????》（译：《杉林神女经》）作为研究对象，将文本叙事与原型象征结合起来分析，进行了文 化学的阐释。《杉林神女经》不同于作家文学，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它是文学叙事性较强的文本。整部经文以“杉” 贯通全文，杉林是孕育神女成长的地方，是文献中不断出现的意象，也是族群经验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原始意象。那么，是什么 原因让“杉”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叙述主题？杉在彝族人的观念中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可以从文本的叙述中找到答案。     

信任视角下的协同困境：诱因反思、纾解路径、实践策略

协同困境成为协同治理从构想跨越到实践的最大障碍。长久以来，在针对协同困境诱因的诸多分析中，无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还是协同优势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体理性视作造成协同困境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信任在抑制由个体理性引致的复杂化环境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止步于认知层面和解释层面的信任研究不仅使信任沦为“幻想”,更对纾解协同困境全无益处。在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信任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过程，阐述信任构建、维持协同关系的逻辑，并从内涵、价值、制度、文化四方面着手搭建信任构建协同的现实基础，恢复信任作为简化机制的功效。     

按收购量补贴还是按收购价补贴？——电商扶贫的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考虑到当前政府鼓励电商扶贫采用的两种典型补贴政策——按收购量补贴和按收购价补贴，本文构建了由政府、电商和农户组成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型，建立了三方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不同补贴政策影响三方行为决策的机制，最终提出了政府选择合理补贴政策的依据。研究发现：（1）电商和政府对于不同补贴政策的偏好具有差异性。（2）电商始终偏好于政府按收购量提供补贴。当补贴预算相对有限时，政府偏好选择按收购价补贴的政策；而当补贴预算相对宽裕时，政府可以选择任意一种补贴政策。（3）随着农户产出风险厌恶程度增大，政府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按收购价补贴的政策。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合理选择鼓励电商扶贫的补贴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大数据与数学建模——论马修·乔克斯的文学常量分析

常量分析是自然科学领域测定实验对象元素含量的一种方法。美国学者马修·乔克斯借鉴了这一手段，并受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整体状况的启发，率先提出文学常量分析这一数字时代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其特点在于利用数字化海量文学文本，依赖计算机强大数据处理技术建立模型，提取一定范围内的文本的常态化特征，这改变了研究形式要素和文学史的方法。作为新兴方法，常量分析一方面与传统文学研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受俄国历史诗学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从文学本体出发提炼出内在于文本的形式规律，又如与细读构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宏观视野和微观眼光的有机结合能使文学研究全面深刻地透视文学规律；另一方面，也存在资源获取受限的困难，还面临不少质疑，如研究结论缺乏创新、仅从字词层面得出的结论过于狭隘、文学研究沦为商品生产等。常量分析是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在21世纪的表现，但科学不应抹杀人文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对文学研究者和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HD强化凝结换热研究的进展与现状

综述了国内外ＥＨＤ强化凝结换热的理论和试验研究成果，概括了以往研究的特点，指出了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吗?——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对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