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产业形势政策与公司法改革

在全球新冠疫情、区域性战争或政治冲突形势下，世界主要国家将政策关注点不约而同集中于重塑产业供应链上。公司法是一种政策法，不同于民法典，是具备权能构型中的法律静态准则和动态补充机制的法律。因此根据经济安全一系列企业政策和供应链 “固链” 政策，围绕公司之间的内外合作以及延伸问题，研究股东、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等法律问题，从而发展出公司法律的一系列优化规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行业协会治理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影响

平台企业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ICR）不仅是净化我国网络空间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网络强国战略、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利用2013—2020年A股上市平台企业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加入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可以显著促进其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且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支持度越大，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得越好；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是行业协会影响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主要路径，但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对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影响效果呈现异质性。平台企业政治关联关系负向调节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促进作用。     

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监督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在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日渐增多的背景下,构建和完善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监督体系十分必要,本文分别从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司法监督,自律规制和社会监督五个方面论述和重构了我国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监督体系,详细阐释了每项规制的特点和权力边界.     

垄断协议达成中的组织与帮助行为

我国《反垄断法》2022年修改时新增了经营者组织、帮助他人达成垄断协议的规定，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规定则被保留。这使得同一立法中两则条文涉及组织行为，而相关规定却不尽一致。从理论上看，任何主体都不应组织或者帮助他人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组织或帮助行为由经营者还是行业协会实施，可能存在方式上的不同，但不应存在性质上的差异。被组织者、被帮助者是谁，组织、帮助的结果是垄断协议的“达成”还是“实施”,都不应影响组织或帮助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从主体、表现、作用等方面区分组织或帮助行为，更多应服务于法律责任的设定，即应当立足于个案中组织者、帮助者的角色、作用差异，坚持区分原则，设置过罚相当的责任体系。原则上，组织者、帮助者作为第三人不应与垄断协议当事人一体化归责，组织者与帮助者的责任也要有所区分。对行业协会施加罚款时，还要考虑特定成员的补缴责任，并允许执法机构作出单罚或双罚的裁量。     

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针对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的激励约束问题，在系统分析银行业协会履职过程中主体间关系的基础上，将会员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对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的声誉激励与监管威慑制约作用置于同一框架下研究，构建了不完全信息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激励约束多方动态博弈模型，并通过求解博弈精炼贝叶斯准分离均衡战略条件，分析并仿真研究了声誉激励与监管威慑两种激励约束机制对银行业协会履职行为的作用原理。研究结果表明，先期声誉、声誉激励、市场识别能力及远期收益贴现为声誉激励的主要构成要素，监管查处能力、监管处罚为监管威慑的主要构成要素；良好的先期声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业自律的形成，但协会负责人的固定任职期限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声誉激励的有效作用；监管威慑在发挥自身约束作用的基础上，能够促进声誉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但需以畅通有效的信息机制建设为前提。结合研究结果及实际，分别从提升银行业协会内控机制建设，强化银行业信息互通机制建设及适度提升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行业协会信用担保制度研究

行业协会作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非赢利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企业信用不足，融资困难的情况下，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自身特殊的优势，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这样不仅可以大大缓解企业的资金困局，同时也可以减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性优势。     

行业协会处罚权的争端解决机制初探

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的有效运作对于行业协会处罚权的行使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目前行业协会对此的制度设计相当乏善可陈,本文在论证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功能的基础上,对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与司法审查的关系,我国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的制度设计都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讨.     

立法才能为脱钩后的行业协会建设与发展获取更大空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全国的行业协会和商会同政府脱钩，行业协会将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成为与政府和企业有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社会和市场主体。法律规范的完善是行业协会平稳脱钩的前提和保障。     

行业协会去行政化的法治选择——基于代理成本的分析

行业协会之代表、自律以及协调功能所面临的实定法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行业协会的“准行政化”所引起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并因此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因此，行业协会的改革便应当围绕降低代理成本的不同层次而展开：首选祛除代理人的“行政化”，其次应培育司法诉讼、退会自由等外部竞争市场，最后可将协会成员直接管理作为其运营常态，而非选择“职业经理人”之路。当然，如上改革意见，亦是彼此勾连、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