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影响因素条件组态研究

以92家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研究企业内外部资源因素之间的联合互动关系如何影响慈善捐赠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三个影响因素与捐赠动机相结合的不同路径,可支撑民营上市企业进行高水平慈善捐赠;企业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促进企业高水平慈善捐赠;无论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低,政治关联度低的企业更倾向出于政治动机进行高水平慈善捐赠;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且融资水平高的企业,更倾向出于战略动机进行高水平慈善捐赠。     

民生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捐赠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有效引导和支持人们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发现，民生风险感知显著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捐赠行为，公众受教育水平能够对这种促进效应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家庭经济水平并未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民生风险感知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在加入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讨论和替换变量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存在。上述结论澄清了风险情境下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的形成过程、依存条件和发生机制的理论意涵，为推进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改革与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未来可以从民生风险治理、社会责任认知、慈善文化建设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配套社会政策体系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求解“共富”:客观看待第三次分配

在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我国正全力迈向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其中,实现"共同富裕"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涵。继确定浙江为建设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之后,近期中央又提出通过推进第三次分配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如何理解第三次分配关于"第三次分配"最早出现于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厉以宁提出:"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如今,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主观认识的深化,应以更深刻和更广阔的视野解读"第三次分配"。     

薪酬—级别倒挂与公司慈善捐赠

公司的慈善捐赠是直接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手段，探究公司捐赠决策的行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5—2019年国有企业集团下属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公司高管获得高于其所属集团负责人薪酬的薪酬—级别倒挂现象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级别倒挂会促使公司高管出于迎合集团的动机增加慈善捐赠，即薪酬—级别倒挂程度越高，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越高。区分慈善捐赠性质的检验表明，薪酬—级别倒挂影响下的捐赠主要是非连续、策略性捐赠，支持了迎合假说。进一步分析发现，迎合动机强烈、迎合难度更高以及迎合效果更好时，薪酬—级别倒挂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国有企业集团在激励下属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时，可以将其相应的考核机制与薪酬体系结合，从而实现更好的激励效果。     

公益市集开启防诈宣传

2023年2月3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开办“乾城似锦 风月元夕”市集。防诈骗宣传、志愿者招募、红十字爱心捐赠等公益摊位,深受市民游客追捧。市集内,乾元镇东郊社区博爱家园开展“爱心捐款分类投掷”活动,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进行垃圾分类投掷。平安志愿者向市民游客讲解禁毒知识,让市民游客深刻认识到毒品的种类及其危害.大家一起热热闹闹迎接一个欢乐而有意义的元宵节。     

企业的捐赠水平与捐赠能力相关吗?——来自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视角的证据

本文采用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来度量企业捐赠能力，并基于A股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捐赠能力、捐赠动机与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非国有企业的捐赠能力与捐赠水平负相关，且在其寻求政企关系和利益交换的动机更强时更显著；(2)在捐赠能力强劲的国有企业中，捐赠水平与捐赠能力正相关，且在其受到更严格的内外部监督时更显著；(3)非国企在缺乏捐赠能力下的捐赠行为具有资源交换效应，而国企的捐赠行为则没有类似效应。本文的发现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捐赠行为更多受策略性利己动机而非捐赠能力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的捐赠行为则更加量力而行。     

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声誉惩罚与民营企业捐赠行为

声誉是慈善组织重要的无形资产，声誉受损可能减少其社会捐赠来源，进而影响慈善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使用全国民营企业捐赠调查数据，本文从声誉惩罚的角度研究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捐赠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具有声誉惩罚效应，与其合作的民营企业捐赠金额显著下降，且这一效应溢出至民间慈善组织；此外，在慈善组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声誉惩罚机制可能失灵，所属行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以及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其捐赠金额受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的影响较小，即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对偏公益目的的民营企业捐赠金额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如地区慈善组织发育程度和社会信任程度)以及完善的企业内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缓解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对民营企业捐赠金额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结论对探索慈善组织声誉受损的微观影响机制以及慈善组织优化声誉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