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石刻诗的文化透视

宋代石刻与文学的关系密切,石刻诗所占比重尤为突出。刻诗者包括朝中宰臣、地方官员和普通文士,他们或自刻己诗或选他人诗篇铭石,所涉及的作者既有往代诗人,也大量刊刻宋人诗篇,总体上以历代名家名篇为主体。所选作品根据刻诗者所需,除单篇作品外,有个人全部诗篇、阶段性诗篇、组诗、唱和诗、汇刻诗等多种内容,形成大小规模不等的石刻形态,个别诗人作品还出现多次刻石的重刻现象。宋人刻诗选诗有特定的依据和标准,即考虑诗人因素,也关注作品质量,一般会受地缘、人际、审美等诸因素影响而决定其取舍。     

第十一届全运会吉祥物揭晓

主题口号“和谐中国,全民全运”同时发布第十一届全运会吉祥物14日晚在山东济南揭晓,主题口号“和谐中国、全民全运”同时发布。吉祥物是一个卡通人物形象,名为“泰山童子”。该形象以泰山石为核心表现内容,融入现代体育理念,有国泰民安的吉祥寓意。“泰山童子”设计将吉祥纹样与五官形象巧妙穿插,石与肢体灵活组合,造型独特,简洁大方,生动可爱,积极向上,既有整体概括,又有细节体现;既传达了传统文化内涵,     

拓石与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的发明直接来源于拓石 ,由拓石到雕版 ,最重要的是复制观念的转变。即由去拓已有之石到为拓而刻石 ,这与雕版的本质是一样的。根据最早记载拓石的唐代资料 ,可以认为 :一、晋代就有拓石 ;二、拓石普及于隋唐之际 ,对书法的爱好和传播佛教教义以求福报的心理构成较大的社会需求 ,刻拓观念随之出现并成熟 ,故雕版印刷也当出现于隋唐之际     

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递藏轨迹考述

国图藏钱杲之《离骚集传》,根据其题跋、题识、题签与藏书印,结合对与之相关的历代书目文献的考察,一条完整的递藏链就清晰地凸现出来了:孤本宋刻钱杲之《离骚集传》首藏于江阴朱承爵“存与堂”,由其后人朱元孺递藏;又藏于常熟毛晋“汲古阁”,由其子毛褒、毛表递藏;继藏于丰润曹寅“楝亭”;继藏于桐乡金德舆“桐华馆”;继藏于平江黄丕烈“士礼居”;继藏于长洲汪士钟“艺芸书舍”,由其后人汪宪奎、汪振勋递藏;继藏于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由其后人瞿镛、瞿润、瞿秉渊、瞿启科、瞿启甲、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祖孙五代递藏(瞿启甲掌握期间,武进费念慈和常熟邵松年均曾向其借以影抄录副),1950年由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兄弟将其捐献于中央人民政府,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同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楚辞研究的细心、认真与贡献,这也充分证明了此书确为宋刻孤本而非影抄本。     

《中国版刻图录》宋金元刻本勘误

《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反映了中国历代版刻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对版本鉴定工作、书籍印刷史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版刻图录》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以《中国版刻图录》(1961年第二版)为依据,对其宋金元刻本部分进行勘误。     

波兰亚盖隆大学藏万历版《甘珠尔》

波兰亚盖隆大学所藏《甘珠尔》源于德国人尤金·庞德。他于1881-1888年间在北京收集了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运回柏林。二战期间,《甘珠尔》等文物被运到波兰克拉科夫,藏于亚盖隆大学图书馆,至今少人问津。这部《甘珠尔》有108帙,每册均有永乐皇帝所制序言,包括了不同时期的印本。这个版本的《甘珠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量极少,弥足珍贵,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的私家刻书群体特征及其文化贡献

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家刻书群体,取得了较大的刻书成就.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特征主要有:其一,家学渊源的世家望族,造就了一批私家刻书群体;其二,官宦学者、名宿乡儒是私家刻书群体的主流;其三,刻书家群体的出版理想与文化追求促使刻书家群体的崛起.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的文化贡献主要有:一是搜求、辑刻、保存古代典籍,传承学术文化;二是创作和传播优秀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发展;三是精刻细雕,改进提高刻印技术,促进了出版业和印刷业的发展.     

巫祀文献:商代之《书》篇及其性质述议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