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族主义探析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从汉族主义到中华民族主义——清末民初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边疆民族观转型

学界对中国国民党边疆民族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些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常常涉及这一问题,但是专门以国民党前身组织和其执掌全国政权之前的边疆民族观为考察对象,并梳理其边疆民族观演变过程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及其政党边疆民族观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其最终抛弃汉族主义,提出民族团结、平等思想,坚持大中华民族新主义,对唤醒各民族意识和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转型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水族习惯法及其变迁——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寨为例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一个典型水族村寨——恒丰乡塘党寨——的田野调查,描述了水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维护机制及其变迁。文章认为,水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的深入、长期的“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的深刻变化,是水族习惯法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研究这些变迁及其原因,对于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农村的法治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略论皮埃尔·布迪厄的人类学思想

皮埃尔·布迪厄的人类学研究及其成就,是当时法国社会与政治条件的结果,更是他的人生阅历及学术旨趣的直接产物。他的人类学成果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其学术思想的灵感来源和认识论反思的基础,而且促成了他“从规则到策略”的转变。可以说,人类学研究是布迪厄一生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论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

本文阐述了民族权利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分析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权利发展方面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作者认为 ,为了进一步保障和发展民族权利 ,必须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的宪政建设 ,处理好民族自治权与民族其他权利的关系 ,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的关系 ,处理好秩序稳定与自由权利发展的关系 ,处理好基本权利制度与具体法律保障制度的关系 ,加快民族权利法治化建设的步伐。     

蒲姑国的族属

根据古籍所记载的蒲姑国和蒲姑部落的名称、地域和史实 ,瑶族民间文献所记载的他们祖先的情况 ,以及苗瑶语和汉语的有关材料 ,作者认为 ,商代的蒲姑部落是瑶族的祖先 ,因此商代的蒲姑国也应该归属于瑶族。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民族地区地域广大 ,资源丰富 ,潜在市场广阔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又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了许多困难。只有切实克服这些困难和问题 ,才能有效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应加大国家的扶持力度 ,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解放思想 ,发挥优势 ,依靠科技进步 ,采取一系列措施 ,实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制订《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之我见

为保障和加快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加强对民族教育的依法管理 ,国家拟于“十五”期间出台《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本文作者作为教育部《少数民族教育条例》起草小组成员和执笔人 ,较深刻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的法律地位 ,制订的意义、依据及思路 ,在此基础上 ,具体陈述了自己对《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框架结构及有关内容的设想 ,旨在昭示学界 ,求教方家 ,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的立法进程。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政府:联邦主义下制度构建与政治文化相背离的困境

本文指出 ,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政府虽然具有道德正义性而且其合法性与加拿大联邦主义的原则不冲突 ,但其作为一个在联邦制度内的制度构建与加拿大的主导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力结构却有一种背离矛盾关系。这种主导共同体与亚集体认同矛盾的现象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构建中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如何在宪政建设中解决这个问题对加拿大联邦制的前景至关重要 ,而且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将来的宪政建设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