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古代神话的当代孑遗及保护问题

我国古代神话人物在当代仍然是崇拜对象,姓氏、地名多可追溯到古代神话,民间传说中保留了一些“活态神话”,对民间习俗的解释也有神话的因素存在。但是,今天各地在竞相开发神话资源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滥用神话资源的不严肃做法,这对古代神话的传承有害无利。学者应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利用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传承和保护各地富有特色的神话资源。     

当前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现状的研究

利益表达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过程,当前社会富有群体利益表达效用显著而社会底层群体政治参与功效感明显不足,利益表达的途径正式层面上体现了表达的失衡,非正式层面下表达呈现强者与弱者的博弈,由此必须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断丰富利益表达的内容,塑造合格的利益表达主体,在制度层面上构建引导和规范利益表达主体行为活动的政治社会机制。     

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民俗学真的面临两难选择吗?

面对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国的民俗学者感觉到自身陷入了进退维谷、喜忧参半的两难境地。结合德国民俗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与传统文化遗产问题的纠葛,着重探讨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的若干问题,即民俗学义不容辞地承担传统文化保护职责的"原罪"意识,关于民俗主义讨论的出现和兴起为民俗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和契机,民俗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学科取向以及学科的自我认同。通过探讨认为,对文化连续性和文化变迁力量的探讨是民俗学的根本性任务,尤其在社会、文化发生急速转变的当今中国,民俗学首要的任务应该是文化批评而不是文化保护。为了使民俗学的文化批评获得相应的力度和质量,民俗学科的社会科学取向则是一种顺时应变的睿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化保护与文化批评之间,民俗学不存在两难选择。     

《行政许可法》“信赖保护条款”的规范分析

以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成要件及保护方式的选择顺序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许可法>的"信赖保护条款"与信赖保护原则的内涵不完全一致,体现在该条款没有将"信赖表现"视为构成要件、未贯彻存续保护优先的精神以及缺乏对废止保留的除外规定.     

寻求法律服务 一看二问三委托

消费者进行这类诉讼时首先要明确索赔对象: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要求赔偿,若在展销会上和租赁柜台遇上这种情况,且展销会结束或柜台租赁期满后,可向展销会举办者或柜台出租者要求赔偿。打这类官司最关键的问题是证据。消费者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一是反映当事人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如商品的购货发票、接受服务的票据、保管合同等;二是反映损害事实存在的证据,如鉴定资料等;三是能够证明经济损失情况的证据,如损失清单、医疗处方、发票等。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一定要向经营…     

会计政策选择的关键—会计立场的选择

会计核算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选择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不同,会计信息的结果就不同,从而导 致社会资源的分配结果不同。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不仅只是个技术方法,而是个利益的分配问题。政策的选 择者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各方的利益如何在选择中体现,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本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支撑.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出发,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利益关系和谐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意蕴,并采取有效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有领导、有群众、有制度、有途径的,良性互动的利益调节格局,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在实处.     

集体主义的内涵详解及其合理性论证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集体主义而言,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的前提下,坚持集体利益至上,是对人的生存本能的超越,是人性崇高的证明。集体应当为个人个性和才能的发展提供条件,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新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公正合理地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冲突,则是集体主义得以存在的决定因素。     

刑法对结果无价值论的贯彻

大陆法系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之争是二战后在反省新旧两派学派之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当时欧陆、日本社会人生观、世界观和国家观等价值观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法国家观向着保护个人自由、利益、权利和建设法治国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个人自由、权利意识普遍得到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法注重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重视法益保护机能,体现谦抑主义原则,朝着贯彻结果无价值方向发展。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的非权力化转换

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我国比较注重行政保护途径,而且在行政保护手段中又较多呈现权力化色彩。这种对私权的过多行政权力化干预不利于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不利于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不利于降低执法成本,也不符合国际潮流。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手段应逐步由以权力化方式为主向非权力化方向转换。要广泛运用居中判断、在权力化行政手段中强化非权力化制度、充分运用“软权力”等非权力化行政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