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也更不成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极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但口述史研究不仅不能因此而抛弃文献、看轻文献,反而需要更深厚的文献功底和辨析史料的能力.正因为有文献的介入,口述历史才有可能从其他的口述传统中分离出来而别具一格,换句话说,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     

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上)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 ,据不完全统计 ,散失在国外的有 4967号 ,国内收藏的则达 1 0 880件 1 。敦煌藏文文献不论数量多少 ,卷帙长短 ,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遗憾的是 ,国内的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工作滞后 ,致使许多文献还深藏在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 ,没有被研究者充分利用。本文是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叙录 ,期望这一叙录能有助于学术界对甘肃省博物馆所藏藏文文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并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     

毛泽东与文书档案工作

毛泽东一生中与文书档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文书档案工作实践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在文书处理工作、档案保管工作及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等方面身体力行,为中国档案事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民国民族学中的藏学——马长寿的嘉绒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优秀的本土学者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宗教习俗、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作了详细而深入的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为我国的民族学民族史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推动了民族学民族史的发展,马长寿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马先生毕生奔波于西南民族地区,完成了诸多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著作。故此,本文拟着重就马长寿在1943年及1944年先后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的两篇文章（《嘉戎民族社会史》[1]《缽教源流》[2]）作一简单的评述,进而探讨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中的藏学及其研究视角。     

数字化趋势下的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

当代科学的数字化趋势给古籍整理研究带来挑战和机遇,汉古籍文献数字化成果给我们很多启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回族古籍整理与研究将如何面对数字化,数字化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难题,是每个回族古籍整理研究者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本文提出并尝试着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引起同行对回族古籍文献数字化的重视和探索。     

象雄语医学文献I.O.755试析

象雄语医学写卷Ⅰ.O.755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象雄语医学文献实物.该文献正文共有120行42段,是用邬坚体藏文字母转写的.文章通过对该写卷字母、符号、书写,以及构词规则、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对写卷的特征作了全面的介绍,并排除梵、藏语文写本的可能性,倾向于认同其为象雄语写本.将其中部分词语与梵、藏语药名对比后,初步推断出写本中部分语词是药物名称,进而推测出写本中重复出现的部分词、句的含义.由此初步认定,该写本是包括41组医方的象雄语医药文献.     

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

盟誓文诰在吐蕃王朝时期被视为极重要的王室档案,有关这类文书在当时就已形成专门的文献学分类和管理体系。本文对于盟誓文诰的产生基础,吐蕃时代有关文献学的知识体系以及盟誓文诰的性质、书写程式和其所具有的史学史意义、价值等方面加以分析与探讨,认为盟誓文浩这种文本在吐蕃历史学家的眼中,不仅被当作一般的文书档案,而且还被视为系统性的历史著作。通过对盟誓文诰的研究,可以揭示长期不为人所知的吐蕃史学与文献学的独有的分类体系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历代古籍中透析出的锡伯族族源、族称

锡伯族族源、族称 ,历来为各民族学者与史家所重视 ,观点也不相异同。本文从地名信息的活化石角度探讨了锡伯族名称的语源。认为锡伯族称其语源即蒙古语之“锡窝尔” ,其语义亦即“森林”     

知识可视化对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及应用策略探析

知识可视化是用视赏表征手段,促进群体知识的传播和创新。知识可视化不仅传递事实性知识,还传递思维、经验、态度、价值观、期望及预测等隐性知识,并通过可视化帮助人们正确地重构、回忆和应用这些知识。本文就知识可视化对小学教学的意义及应用策略作了初步的探讨分析。     

征稿启事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79年,原名《宝鸡师院学报》,1993年更为现名,为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双月学术期刊。本刊现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一数字化期刊群》来源期刊。先后荣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