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金平县者米乡苦聪人(拉祜族支系)为例

云南省金平县苦聪人,经多年的研究识别,于1985年划归为拉祜族的一支.笔者通过多年来的对比调研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虽然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促使其生计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但是经济上极度贫困、社会发育程度极低、文化适应难度较大等问题目前仍然相当严峻.其主要原因在于苦聪自身文化系统在非内动力驱动的前提下,即外界不切实际的介入下发生了断裂,使体系内部的自我调适能力受到破坏,从而减缓了其文化适应的步伐,因此出现了文内分析的一系列文化的不适应问题,进而导致了其社会内部整体发展更加缓慢.为此提出族群内部的自身文化系统的良性运转和传承对本民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及现实影响

随着海洋安全环境的变化,韩国海洋安全战略也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冷战后韩国依托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以建设“大洋海军”为目标,通过防务改革、海军军备发展、地区合作等举措,不断推进和实施海洋安全战略调整,并取得显著成果.不过,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对外依赖较重,韩国的海洋安全战略暴露出统筹乏力、发展不均衡、自主能力有限等不足.其海洋安全战略过分依赖美韩同盟体系并倚重军事手段,这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妥善解决中韩海洋权益纠纷埋下了隐患.     

新传统邻里思想对美国小城市规划的影响

在美国 ,随着大城市郊区的无限制的蔓延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大城市郊区的发展。以汽车交通为主 ,低密度建造的郊区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认为是单调和资源浪费的代名词。与此同时 ,以步行为主 ,以较高密度建造的旧时代的城镇成为丰富的城市生活与节约的代表。随着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城市规划的实现 ,使美国开始了新的城市改造计划。论文以 NOVI镇的迈恩大街城市规划为例 ,叙述了在新传统邻里的思想下 ,街道景观、道路设计、分区法规的设计过程及要点、阐述了新传统邻里主义与以往的城市规划的区别及背景、动因     

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中诸权利问题刍议

本文就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自治权”问题展开探讨 :“自治权”的基本理论概念应该准确定位 ,并指导实践 ;民族“自决权”和“自治权”有根本的区别 ,不能混淆 ,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现阶段对“自治权”和“少数民族人权”的理解必须有一个全面的政治理解和理论认识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审视

批判理论通过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在作为国际关系学思想基底的多个哲学范畴进行了革新,实现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它在本体论上转向了实践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转向了后实证主义,在价值观上实现了人文关怀的回归和价值主体的转换,在历史观上引入了历史唯物论并彰显历史进步论,从而揭开了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论战的序幕,动摇了理性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为建构主义等新兴学派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一步走向多元化。不过,它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却未能具备成为主流理论的充分解释力;它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了激烈批判,却未能提出改变现状的可行方案。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路径探析

韩国海洋安全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略导向从“依附”趋向“自主”并转向“相互支持”，战略范围实现了由“近海”走向“远洋”并谋求“远近结合”，战略手段由“防御”转为“威慑”又走向了“预防”，战略内涵由军事安全扩充为综合安全。国际环境变更、安全困境变迁以及自身实力强化，是韩国海洋安全战略演变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韩国这一战略演变将受制于美韩联盟的协同与纷争、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一致和冲突，以及突发事件、民主化与战略周期的冲击和影响。     

犯罪被害人研究在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中的意义

犯罪被害人是侦查人员在刑事犯罪现场最先接触的对象，在犯罪嫌疑人还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犯罪被害人成为首要的侦查手段。因此，对犯罪被害人的研究在刑事侦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与党风建设

本文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与党风建设的关系入手，集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为党风建设既带来新的视角与启迪，又为党风建设提出新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市场经济体制下，既要发扬传统作风，又要加强对全党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建设应把抓廉政作为重中之重等几个问题。     

公共环境雕塑的公众因素与文化环境

本文从公共环境雕塑与城市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城市公共环境雕塑对市民休闲娱乐空间的美化,对城市文化个性的塑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一种民主化序列的分析范式

政治转型即政治体系的民主化,一般遵循威权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创设、民主政体的巩固三个序列阶段.韩国政治转型较为完整地遵循了这样一个民主化的序列范式.经由民主化转型而实现民主的韩国,其民主政体的巩固正处于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过程中,这期间既要求宪政结构的优化,更要求建构起对新的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政治文化.市民社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介于并融通个人与国家两个政治主体的中间阶层和文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