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流行歌曲的特点及其演进

流行歌曲是现代社会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显著变化．流行歌曲兴起并蓬勃发展，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背景、特定的社会生活、多种音乐风格的蓬勃发展使新时期我国流行歌曲具有了独特风格，也形成了新时期我国流行歌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以来古代中央王朝统辖西北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述评

重视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北地区的"边政"问题并深入进行研究,是近现代以来西北史地之学的传统.1980年以来,史学界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古代中央王朝统辖西北民族地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具体措施、管理机构、统治效果等各个层面.对之进行必要的总结与评析,指出不足,有利于该项研究的不断深化.     

关于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争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战

文章考察八十年代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四大论战之一——宇宙有限还是无限的论战。其中考察了引发论战的原由;接着详细探讨了双方观点分歧和论战始末;最后对争论做了总结和思考,指出论战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成就与失误

2 0世纪 80年代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结果和成就主要表现在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后我国教育价值取向的政治化偏差 ;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 ;开创了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时代。 80年代教育方针变革的历史失误主要是 :试图通过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以纠正政治化偏差、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 ,结果使教育的政治性合理要求、教育促进个体身心全面发展等功能被弱化甚至忽视。这一时期我国教育方针变革的历史启示是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制定一个理论科学、规范完善、表述准确、实践有效、利于操作的教育方针     

新生代女作家创作谈

新生代女作家是指出生于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 ,活跃于 90年代 ,创作题材以城市生活为主 ,写作极具个人化的作家。对于她们的创作 ,文学评论界历来就众说纷纭 ,该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 ,试图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 ,说明新生代女作家作品存在的合理性     

论 80 年代战争小说的英雄嬗变

80年代对于战争小说而言,是一个难得的黄金时代。在南线战争爆发之后,一大批反映战争题材的军旅小说异军突起,彰显出军旅小说的独特品格和重要意义。综观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创作,无论是其文学理念还是题材内容,无论叙事风格还是审美品格,都因其对于"英雄是人"、"军人是人"理念的重新确立而展示出全新的风姿。由完美英雄走向伤痕英雄、由阶级英雄走向民族英雄、由正统英雄走向民间英雄,成为80年代战争小说英雄塑造的嬗变轨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近代化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运用现代化理论,从单体城市近代化、区域性与流域性城市近代化、总体性城市近代化等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近代化研究进行评述,揭示出学界关于此领域已经从最初的个案探讨、走向相对全面的中观与宏观的总体性研究,寻找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真正动力、表征及规律等,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意识流小说实践:当代作家接受了什么?——1980年代小说内心独白艺术论

意识流是最先走进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有心理结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感觉印象等要素。内心独白的价值指向是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意识和潜意识,是传达人们积聚于内心又不能言表的无声语言。中国新时期作家在运用内心独白时,吸纳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各种独白技巧,同时根据中国传统的接受方式使之本土化。因此新时期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一种创造性的运用。同时,新时期作家还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将对社会、集体、个体和生命的认识逐渐融入到作品中,体现了对西方文学艺术形式借鉴和接受的自觉。"有意味的形式"可以概括内心独白作为意识流小说技巧步入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行进轨迹。     

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人生——“重返”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重返"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对"八十年代"小说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在启蒙和革命文学话语中被批判、被改造、被拒斥的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成为汪曾祺小说中合理、合法、肯定甚至颂扬的对象。同时,汪曾祺小说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开启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8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的现代化改造

80年代,在“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一部分视启蒙为己任的电影人士主张从西方电影理论中寻找可供借鉴的资源,他们试图引入西方的纪实美学、“现代派”“非戏剧化”来实现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现代化。他们有意识地将西方理论资源的借鉴限定在形式上,试图通过形式上的反叛来校正电影创作所负载的过重的意识形态,从而摆脱政治对电影的控制。“新时期”电影表现形式的种种创新要求,其实质都是追求启蒙的电影人士的政治诉求在电影批评中的隐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