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兴藏战略的路径选择 ——基于开放共赢原则下的“飞地经济”援藏模式研究

[提要]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同时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推动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护青藏高原生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创新思路，另辟蹊径。本文经过调研认为，建设西藏经济飞地，是目前解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一项最佳选择方案之一。     

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百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演变的历史审视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历史悠久，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提出是在近代以后，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内涵不断变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这是对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成果。该理论凝聚着以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政治层面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政治一体的前提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性，在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从而使中华民族内部形成“同呼吸、共患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城市人居环境的特殊样本——雪域高原条件下西藏城市人居环境的变迁

西藏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气温低,很多地方都不适合人类生存。但自远古以来西藏人民就在雪域高原条件下创造了城市文明,并构建了适合高原条件的城市人居环境,其城市选址、空间布局和住居建筑等都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顺应自然,展现了西藏人民的人居智慧,西藏城市成为全球人居环境的一个特殊样本。20世纪中叶西藏民主改革以来,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援藏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西藏高原人民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对高原自然规律认识不断加深的基础上,运用智慧和能力,将城市人居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清代城市规模的静态与动态考察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中期城市的规模基本上按京师、省会、府级和县级四个层次分级;京师的规模大于省会;省会的规模大于府级城市;府级城市的规模大于县级城市。尽管也有个别县级城市大于府级城市,个别府级城市大于省会城市的情况,但这些都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体状况。清前期,由于战争等原因,城市建成区普遍小于城垣。而清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建成区开始超出城垣,而在城外形成不同规模的关厢市街。清后期,由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出现了一批开埠通商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故而城市规模的发展出现分化,部分开埠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规模有较大扩展,然而大部分传统政治型城市的建成区则出现萎缩。     

论高原环境、民族特性及宗教信仰对西藏城市建筑的影响

西藏的城市建筑深受高原地理环境、民族特性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西藏人民在建筑选址及建设上特别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西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建筑理念。民族生存方式、民族心理与审美取向,对西藏地区建筑文化个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全民信教的特殊性导致西藏建筑无论是在内部构造,还是外部装饰上都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先后出现有三种模式 :独立型发展模式、依附型发展模式、互动共生型发展模式。农业社会时期 ,独立型发展模式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而依附型发展模式的形成则是与外力的介入和城市化发展初期大城市优先发展规律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新的世纪 ,要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必须要改变城市的发展思路 ,不仅强调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的分工合作 ,而且更应重视相互之间的互动共生 ,从而实现双赢或多赢。     

辛亥四川荣县独立时间考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钱,在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的烈焰中建立的荣县军政府是全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县级革命政权,因而荣县军政府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关于荣县独立的时间却有多种记载,兹将主要的几种说法摘录如下: 一、9月25日独立说,为吴玉章所提出。据吴老《辛亥革命》载:“9月25日(八月初四),我(吴玉章——引者注)和王天杰等在城内召集各界开会,由我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于是在一致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的革命政权。从此东路军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城市地方学研究的三大视野和三个层面*--以成都学研究为例

近年来中国若干重要城市都相继开展以本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地方学研究，如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杭州学、西安学等。成都作为有着四千五百多年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也应构建成都学。成都学就是以成都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本文认为成都学研究和学科构建要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因而研究者应具备历史视野、国际视野、战略视野，同时还要重视三个层面的工作，即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普及宣传工作。     

从“双枪兵”到铁血雄师：抗战时期川军战斗力提升和形象改变的原因

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数十万川军以贫弱之师和简陋的武器与装配着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斗，虽然牺牲惨重，但是川军将士视死如归，有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故而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川军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巨大的转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四川历史文化和川人性格，保路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川军将领的转变和表率以及川军家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