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遏制犯罪低龄化的新途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引入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采用生理年龄为唯一标准,而未兼顾犯罪人的实际心理年龄,失于绝对,造成了我国法律难以应对十四周岁以下、心智早熟的低龄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罪日益低龄化、暴力化的当下,这一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应当继续改革。域外"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兼采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作为衡量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其合理性,将其引入,或可弥补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不足,提高新时期我国应对犯罪低龄化现象的能力。     

论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标准与立法模式——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标准应当有别于老年人免死的年龄标准。当前,中国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宜规定为"年满70周岁",而对老年人犯罪免死的年龄则宜规定为"年满75周岁"。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应当与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相一致,统一规定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没有必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犯罪分别规定。考虑到老年人犯罪免死的根据、刑罚目的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中国应当免除所有老年人犯罪的死刑,而不应有例外。     

康菲溢油事故的法律责任分析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给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难以衡量,康菲溢油事故给我们敲响了海洋环境保护的警钟。康菲溢油事故的严重性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事索赔和行政处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追究。本文主要分析康菲溢油事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指出我国现有相关法律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法强奸罪立法之完善

从改革开放紧接着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产生了趋同化,进而跟随时代的发展,文化传播也跟上了信息时代的潮流,西方思想的良莠不齐随着这一股潮流无限制的涌入至国内,且与我国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点,尤其是在性交方式的多重化方面,强迫性性行为的具体行为主体地位发生了改变。譬如同性性侵、女性性侵男性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并与之俱增。以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相关规定为依照条件,剖析前者已存在的不足并给予相对应的完善意见,将国际社会对于该罪名的立法趋势与我国相较,阐述完善强奸罪的重要性、意义,给予确实有效的立法建议。     

单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单位固有责任论之提倡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并未实现立法目的,具体表现为单位犯罪认定条件形式化、单位成员刑事责任轻缓化、定罪程序失范化。单位犯罪的制度功能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单位行为的评价不充分,抹煞了单位作为独立责任主体具有的规范意义。单位犯罪不能为单位成员犯罪替代责任,应从单位自身固有的特征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在规范层面为单位塑造独立的行为和意志,赋予单位和自然人同等的犯罪主体地位,不仅符合立法解释的精神,而且前述实践问题也能随之迎刃而解。     

追求绝对自由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

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但现实存在的自由都是相对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而追求绝对自由恰恰是所有犯罪人的通病。追求绝对自由能导致多种犯罪发生,但最典型的当属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由于追求绝对自由思想的泛滥,使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与一些适宜的社会条件一起造成此种犯罪的多发,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予以扼制     

论恢复性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应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核心价值不在于报应和震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弱化、消除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侧重于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矫治。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暂缓起诉、社区矫正等“恢复性司法”制度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运用“恢复性司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既有赖于立法的支撑,更有赖于司法的践行。     

新时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产生机理，探讨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措施。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     

被害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促发作用及防范对策研究

食品安全犯罪原因的研究不应仅以犯罪人为中心,被害人对犯罪所起的促发作用也不容忽视。食品安全犯罪被害人具有现实性、身份特殊性、被害过程长期积累性等特征。在一般情况下,被害人自身条件与观念的偏差及其不良心理因素对食品安全犯罪会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因此,从被害人着手也能对食品安全犯罪起到防范作用,具体对策主要包括:给予特殊消费群体特殊关怀,加大对消费者的教育与法制宣传的力度,强化消费者的自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