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措施的变异——从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损害性特征切入

既然行政强制措施是对人身自由或财物的暂时性限制,那么它就对公民具有某种损害性,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谨慎采取,在理论上也应该进一步厘清行政强制措施可能存在的违法变异形态.如果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违反了比例原则,则应认定为滥用职权;如果行政机关不积极取消行政强制措施,则应认定为行政不作为;如果行政机关故意拖延取消行政强制措施,则应认定为变相的行政处罚.     

契约权利论:第三大权利范式?

自由与权利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利理论的角度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权利理论。罗尔斯对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权利合理性证明以及义务承载者都有明确阐释,这些是构成权利理论的要件。罗尔斯将道德权利奠基于契约论,它是传统的自然权利和功利主义权利理论之外的第三大权利理论范式。     

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公法路径——以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为切入点

以政府与企业签订协议的方式保障应急物资供给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在政府主导下有序吸纳社会资源,是现阶段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的关键。但对这种协议性质的争议和对紧急采购概念的误用,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民法典》第494条规定的国家订货合同进一步造成了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向私法路径的偏移。对此,应当明确应急物资保障协议是特殊的政府采购合同并定性为行政协议,在澄清《民法典》第494条不利影响的基础上,遵循公法路径完善应急物资保障制度。在这一路径下,应当在应急物资保障协议中增加储备对价条款,以平衡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此外,还应当建立与应急征用并行的应急征购制度,作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适用的必要性分析——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为视角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性在学界尚存争议,各学者说法不一,较多学者认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该理论被普遍认可并适用于相关领域。为解决生态环境受损问题,以及符合现阶段多主体、多角度化解纠纷的体系变革方式,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采用磋商制度具有重要的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行政机关作为该制度中的赔偿权利人,多数学者认为其所依据的索赔权请求基础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中,行政机关作为索赔主体,若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其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将"环境权理论"作为其索赔基础更为妥当。     

“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秦代人口流失现象

秦崛起与扩张进程中，在占有土地的同时，亦逐步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徕民”政策的施行，促使作为强势政治实体的秦国愈益强大。秦实现统一之后，在所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的形势下，由于行政方面的问题，民人脱离政府控制的现象多有发生。社会人口“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等情形的普遍出现，可以看作秦王朝行政控制力严重削弱、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秦代人口流失，应当与秦短促而亡的史实联系起来理解。     

卖空压力对企业债券期限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放松卖空管制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放松卖空管制后,投资者可通过挖掘公司“坏消息”在资本市场投资获利,在允许被卖空情境中,公司内部股东和管理层面临股价下行压力增大,会积极采取行动以规避被卖空的风险。借助中国证券市场2010年开始逐步放松卖空管制的准自然实验,以2007—2015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卖空压力对企业债券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放松卖空管制与企业债券期限显著负相关,特别是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和管理层市场压力更大时。进一步分析发现,放松卖空管制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表明放松卖空管制会促使企业缩短发行债券的期限。研究结果显示,面对放松卖空管制引起的股价下行压力,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为了规避被卖空风险,会积极选择缩短发行债券期限以传递信号,证实了卖空机制对改善市场信息环境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卖空机制制度建设和监管,推动企业调整行为决策,降低信息不对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培育及其带动作用——以石城为例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江西石城县着眼于“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立足县域脱贫与发展需要实施了“千人铸造计划”,该计划发挥县级行政动员优势并扎根乡土社会,从培育方案、产业选择、社会基础、组织设置与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着手,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嵌入式培育及其内生带动作用激发,形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实践范例。石城经验体现了我国县域政府独特的行政动员机制及其嵌入乡土社会的本土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培育扎根乡土致富带头人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有益启示。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交叉地带及其法律思考

中国法学理论和立法对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较为明确,但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地带,包括文件的同一内容针对特定对象和不特定对象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同一文件的不同内容分别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复杂情形。法学理论和立法对这一地带均未深入研究,导致出现了两者界定难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能采用某些学者“取消两种行政行为划分”的办法来消除,而应通过出台全国统一适用的、操作性强的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的立法,细化和补充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严格执行两种行政行为的相关监管制度等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