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以金融科技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给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运用合成指数法及TVP-VAR模型考察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序性变化态势。研究发现：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交叉相关性，当前金融监管能有效化解传统金融风险，却不能有效覆盖金融科技变革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金融科技风险仍是未来防控的重点。应健全金融科技审慎监管框架，积极推进监管科技，建立混合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协调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严控金融科技风险。     

文化产业对接资本市场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入历史的新阶段，新政策、新任务、新领域、新问题、新模式层出不穷。文化产业在新阶段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但在实践中，资本市场的遴选机制和制度建设尚不能充分适应文化产业代表性企业的特性需求，制约了资本市场服务文化产业的能力，影响了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为此，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以及A股文化上市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报数据，追溯了文化产业对接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研究现状，以A股文化企业发行上市为例，梳理了文化产业对接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特征、存在的难点问题及政策诉求，回答文化产业如何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论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识别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有系统重要性与一般性之区分，如何识别出系统重要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是金融监管亟待解决的前置性基础问题。首先，识别的对象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概念上有别于央行《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其次，面对我国金融监管识别主体多头并存、识别标准含糊不清、识别程序缺失不明的现状，有必要纳入域外监管识别经验，对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识别主体、标准和程序等予以明确和重塑。为促进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识别的顺利开展，在2023年新一轮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可尝试以新成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为主导，加强既有金融设施的合并，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塑造出具有本土化特色的金融设施法。     

加强数据要素服务金融安全监管的建议

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其信息化程度一直居于各行业头部位置，如何获取更多精准有效的数据，提高数字画像的精准水平，构建精准、高效的分析模型，是数字金融发展的核心。为了更好地促进四川省数字金融发展，本文从大数据和金融行业的特点出发，结合当前国家战略和四川现状，提出了几点建议。     

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体经济步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性改革的阵痛期,正规金融服务的缺失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此背景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和实证分析了高管特征对非金融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探讨了内在传导机制及外部监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金融背景通过提升管理层的风险偏好进而促进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分析师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期末报表审计等外部监督对管理层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削弱了高管金融背景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结果为企业治理、行业监管等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金融"监管沙箱"的中国实践——以票据贴现为例

作为一项新兴的金融监管模式,监管沙箱意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我国在2019年也引入这一监管模式,其中一项有关票据贴现的试点产品尤为引人关注,因为与其说这是对该项金融产品的试点,不如说是对监管沙箱本身的试点.但监管层理应有这样的雄心,即通过这种新兴的监管模式来取得更为系统性的法治成果,同时这也是"监管沙箱"的本意所在.     

实施金融监管与鼓励创新的平衡问题——政策目标和经营目标的统一

金融监管政策目标的最大化是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健，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则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不论过度监管还是过度创新，政策目标和经营目标都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因此，只有将两个目标统一起来，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才能实现平衡。在平衡状态中，既没有过度监管也不存在过度创新，金融监管的政策目标和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都将实现最大化。     

正确认识新时代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大原则

金融高水平开放是中国特色开放型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关键环节,是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全方位、多层次提高金融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以金融资源要素的流动与合作搭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和桥梁;遵从经济规律,以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加强风险意识,健全系统化、贯通性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高效运行与质量提升。只有明晰、落实新时代金融开放的重大原则,才能在保障本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以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进全球经济共荣共享。     

IPO股利承诺制度与投资者保护——基于一个准自然实验

分红权作为投资者的基本权利,对投资者尤为重要,但一些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行为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侵害。为此,证监会于2011年提出IPO股利承诺制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上市后3年的股利分配做出自愿性承诺。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控股股东在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在上市后3年内不能自由流通。基于这样的制度背景,以IPO股利承诺制度的推出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IPO股利承诺制度的投资者保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检验政策的传导路径。选取2006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结合IPO股利承诺制度要求披露的、控股股份无法公开流通的两个“3年”特征,将上市不足3年的公司作为实验组,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IPO股利承诺制度存在两种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方式,可归纳为增加收益和抑制掏空;该制度显著降低了实验组公司的现金股利水平,是因抑制掏空效应较强所导致的,不代表制度失效;政策效应在国有公司中表现为增加收益,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为抑制掏空。进一步检验发现,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加,政策效应出现衰减,在上市满3年后彻底消失。并且,股利承诺力度与上市后的股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