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规律与改革方向——基于同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相比较

刑事简易程序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之功效。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对刑事简易程序进行了多次改革和完善,两者在类型、条件、启动、审判和救济方面存在着联系和区别。本文通过对海峡两岸的刑事简易程序进行比较,归纳出刑事简易程序的发展规律并且提出未来大陆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方向。     

基于公权力限制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及其制度建构

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三角关系中是权利均衡行使的重要因素,保护其合法权利,可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美国立法对限制公权力,保护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具有优秀经验,不仅将其规定于刑事法律中,更上升至宪法高度。我国法治建设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虽作出系列改革,但仍存在如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以保障社会安全、惩治犯罪为目的等问题,公权力具有扩张可能。因此,文章认为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尤其是在隐私权、禁止残酷刑、尊重人格与迅速审判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此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论行政登记在司法审查中的两个误区——以房屋登记行政诉讼案为切入点

近年来,企图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民事纠纷之实例频现于行政登记领域,尤以房屋登记行政诉讼案最为典型。然而,大量涌现的类似诉讼现象却难逃正当性拷问,在其背后潜藏着两个误区:撤销行政登记必然影响民事法律关系变动、行政诉讼撤销判决必然存在适用空间。两个误区的形成分别源自对行政登记功能定位的片面认识与对行政登记合法要件的抉择失当,因而有必要从功能定位的视角厘清许可式、确认式、公示式登记对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影响,也有必要探讨实然与应然、长远与当下所应采取的审查方式,进而确定该审查方式下行政登记在司法审查中所应确立的合法要件,以上举措是走出前述误区的关键。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性质的实然与应然探析

与刑法第64条规定的内容相比，《刑事诉讼法》新增规定的违法所得的特别没收程序确立了我国特别刑事没收制度。从实然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定位于刑事诉讼程序，但是，这使得其陷入无法解决的刑事诉讼理论困境，在实践中不利于提高违法所得没收的效率。为此，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没收违法所得乃是该诉讼程序价值的理性回归。     

非传统安全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表现及防控研究

非传统安全具有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特点.在非传统安全的背景下,在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面临着可怕的刑事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对于这些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可使企业损失惨重,直至破产倒闭.但是,依据一定的防控原则,依法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这些风险便可逐一化解,最终使企业安然无恙,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我国消费者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继新《民事诉讼法》和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在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两个层面上对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刻画之后,《民诉法解释》最终将公益诉讼的原则性框架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细化.但从目前的立法上来看,不仅已有的原告资格、诉讼行为限制及裁判效力的相关规定存在不足,而且对于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原告胜诉激励与奖励机制以及滥诉禁止等一系列的内容均付之阙如.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有必要从扩大原告范围、提高履职能力、细化具体程序和完善配套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刑事没收中涉案财物范围研究

我国《刑法》第64条是涉案财产刑事没收的实体法依据,但该条文内容粗疏,语义模糊,没收对象及其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没收适用混乱。应予没收的涉案财物应明确为违法所得、违禁品与供犯罪所用财物,且三类没收对象的范围亦应进一步明确。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少年刑事 司法中的适用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重要原则,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适用该原则。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国适用该原则的难度。从宏观上说,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不仅应当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实践,以转化的方式适用该原则,而且还应当进一步调整刑事司法理念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具体措施来说,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应当通过建立"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统一解释制度,建立我国少年刑事法院,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等方式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而全面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