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     

"孝"——现象学视域下的一种解读

改变中国哲学传统注疏式的解读方法,而以现象学为视角对儒家之"孝"做学理的分析而非文献注解,可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一为"孝"的特征是什么,二为"孝心"为本有还是后天习得,从而可以看到"孝"的非线性、情景化的特征,那种"固定对象"式的处理方法是不可套用的.以此为基础可以看出"孝"本乎血性之亲却非本能可为,"孝心"是有待于培养的,而且无论是孝的践行还是学养都在人伦日用中,离开人伦日用没有"孝"可言.     

"本心"的追问——以《新唯识论》"明宗"章与"唯识"章为例

熊十力先生反对将“体”“用”截成“两片”，并看到了宇宙发生流行中海沤不二的终极本体，但是熊先生却又将心分为“本心”和“习心”。我们可以追问，若是“体用不二”，“本心”与“习心”何以截分？或者说“本心”和“习心”的关系如何？“境不离识”，可同样“识与境存”，而“识”（习心）本即是“本心”的流行，在新的意义上可以说“境不空”而“识亦不妄”，“本心”即是“习心”，心本无二。     

谭嗣同“华夷之辨”与文化三期说

中国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三期说"有其特殊含义:"器物"指的是洋务运动之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包括设局译书);"制度"指维新、辛亥之立宪共和;而"文化"则是"全人格的觉悟"也即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的"全盘反思传统"取向。而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则以"文明教化"为标准,他对"华"和"夷"的评价有变化,但是对"华夏"之文化根本"圣道"是始终维护的,这与"三期说"中"全盘反思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     

基于元模型的异质交易行为主体下股票市场微观结构仿真研究

股票市场由大量具有不同的理性程度、行为偏好以及操作策略的异质类型交易者所构成的,这些交易者汇聚在一起相互作用,以自组织的方式涌现出诸多复杂的宏观金融市场现象。基于主体建模思想,从交易媒介、交易活动以及交易者行为三个层面进行设定,构建模拟真实市场交易的人工股票市场元模型。其中交易者(Agent)按其行为偏好分为风险厌恶型、损失厌恶型、过度乐观型、保守型、过度乐观的损失厌恶型以及保守的损失厌恶型6类;交易策略则分为基础交易者、趋势交易者、零信息交易者和自适应型交易者4类。不同的行为偏好和交易策略自由组合形成代表性异质交易者,并在交易环境的约束下相互作用推动市场的演化。以我国沪深300指数实际数据为参照,采用AnyLogic系统环境下优化算法对模型参数赋值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股票市值和波动率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且所有交易者的总财富值在无风险利率改变的条件下差别不大,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零和游戏过程,有效市场假说在市场运行的宏观层面成立。而在微观层面,不同类型交易者的财富分布均值明显不同,说明交易者的操作策略和行为偏好直接决定了其财富状况。     

论美与美感的产生及其“新感性”的建立——李泽厚美学思想述评

李泽厚认为美既不是主观的＂移情＂也不是对象的＂本有＂,相反它是人类实践的结果,是＂自然人化＂的产物,离开人无所谓＂美＂的存在。美是客观的,此种客观性在于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美也是社会的,这在于美的产生最终决定于人类制造、使用工具的生产实践,因此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但李泽厚提出美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则有待商榷,因为美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其物质性而在于其人类群体性和客观精神性。     

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及其出路探寻——兼评崔大华先生新作《儒学的现代命运》

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问题实质为儒家传统所确立的价值原则及其生活伦理能否适应现代生活的合法性危机,所以儒学的现代命运不在于形而上学思辨体系的创建,也不仅仅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它作为生活方式建构者的生命力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安身立命的作用。面对以科学、民主、法治为主导的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当有明确和自觉的角色定位,那便是公德、私德的明确划分、法治契约理念的重建,从根本上讲是以注重论证、合乎逻辑、为学问而学问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引进。     

“百家争鸣”是如何走向“思想一统”的——以战国及汉代典籍评先秦诸子为视角

举国文化之昌盛、影响之远莫胜于先秦诸子,对于先秦诸子的起源有三种解释:荀庄的"诸子出于道散天下论",淮南王的"诸子出于社会需要论",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论"。通过对诸子起源的探讨,可以看出诸子思想的真实内容、特征与分歧。而荀子"务息十二子之说"和韩非、吕不韦"诸子为乱"应"主一"之说,正可以显示出先秦至秦汉思想脉流如何逐渐由"百家争鸣"走向"思想一统"的秘密。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之构想：前提与方法

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应遵循三个共识性前提：＂无全民性的宗教神信仰为华夏文明之典型特征＂、＂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于今人仍有影响＂和＂人是需要信仰的＂;由三个共识性前提而推演出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可以作为今人信仰重建的参照,因而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应从态度、原则、制度与方法四个层面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