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伴随着城市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如何在土地城市化过程中顺利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成为我国城市化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的重要问题。然而,本文基于浙江富阳、德清和宁波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远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失地农民普遍存在被城市化的感受。为探究其中原因,本文利用方差分析方法,从两个维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尽管发达地区失地农民获得了丰厚的物质补偿,但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度较低,这其中虽与失地农民个体特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因素,其中,较低的征地过程信息透明度和农用地征转用增值收入分配决策民主化程度是关键因素,缺乏长效的失地后就业安置是重要原因。前者影响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心里认同,后者制约了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归属。两者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延滞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     

市场主体信心与财政乘数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基于SVAR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本文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利用季度数据,实证考察了市场信心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重要影响。分析表明,在经济遭遇较强外部冲击时,以支出扩张为主的需求管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恢复放大了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但随着经济逐步走出危机阴影,市场信心作用开始减弱。同时随着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时间递延,支出扩张的边际增长效应开始递减,为满足支出需要,持续增税的负面效应开始递增。扩支增收效应相互叠加,再加上财政收支结构不当选择,使市场主体信心开始逐步受到侵蚀,并产生较强谨慎动机。市场信心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使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快速减弱。所以动态考察我国以扩支增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调控,尽管应对危机的乘数效应特别显著,但长期看乘数效应却非常弱,甚至出现非凯恩斯效应。本文政策含义非常明确,充分利用市场信心与财政政策效应非线性特征先验知识,适时转换需求管理型财政调控策略,既可避免经济增长对财政扩张政策过度依赖,又可提高财政政策灵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及其均衡增长效应(英文)

不断扩大的地区间差异困扰着中国发展,并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为了缓解地区间差距可能引发的各种矛盾,中国政府在1994年分税体制改革之后确立了具有集权倾向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通过财政资金的大规模双向流动,这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促进了财政资金的跨区域配置和财政能力的地区间均等。但作为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在均衡地区间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却很有限,主要表现为大规模收入集中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长抑制。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这些影响与地方财政非税收入依赖程度以及中央专项补助水平存在明显交互作用,前者显著弱化了财政收入过度集中的不利增长效应,后者却显著弱化了中央补助的增长激励。     

垂直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与激励效应

文章基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这一重要事实,利用地方层级政府数据和GMM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地方政府平台举债行为的激励效应。结论表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垂直不平衡固然有1994年体制选择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预算软约束也是垂直财政不平衡不断加深的重要机制,并且这一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作用更强。尽管晋升竞争机制也一直被认为会加深财政体制的垂直不平衡,但本文实证结果并没有显示这一机制在发挥作用。在预算法的约束下,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在预算法框架外的举债融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了显著激励效应。     

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基于代表性家庭最优消费决策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估计中国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自1998年至今,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幅度超过20%。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除源于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程度、预期、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外,与财政政策运用也有很大关系。其中,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的综合效应显著为负。以未预期到的税收增加为融资工具的策略选择,大大抑制了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不仅要通过财政增收,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而且要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策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和谐发展下的收入分配:规范政府和市场的秩序

规范政府和市场的秩序对于个人的收入分配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经济和谐发展的前提,更是社会公平的保障.正是由于经济秩序失衡的耗散效应,才使中国式收入分配制度难以走出低效的陷阱.从经济秩序形成的历史因素考察,政府转型是关键变量.因此,构建和谐发展型的政府秩序,加快市场化进程,缓解收入财产差距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才能发挥它们的有效性,才能体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和谐.     

我国财政政策时滞的测算与分析——兼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相对重要性

自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提出之后,IS-LM模型就一直是传统凯恩斯学派分析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相对有效性的主要工具。但由于IS-LM模型总是假定经济系统的变化是瞬间完成的,忽视了经济政策时滞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使得依据IS-LM模型得出的许多结论缺乏实践意义。实际上,宏观经济政策总是存在或长或短的时滞,这不仅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时间,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也需要时间。就前者而言,从经济系统发生变化到经济政策被付出实施中间所花费的时间。被称为经济政策的内在时滞。其内在时滞越长,经济政策与经济状态的…     

失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宁波和周口市的实证考察

为失地农民建立有保障的工作关系,既是确保失地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也是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根本举措。然而,文章基于宁波和周口两市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失地农民失地后普遍没有建立起稳定有保障非歧视性正式工作关系,所以无论在物质补偿较为丰腴的发达地区,还是补偿水平较低的不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对失地后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认同度普遍较低。这种情况除了与年龄、家庭成员工作关系、未来工作信心等因素有关,政府职能缺失也是各地区失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较低的重要原因。     

财政安全的测度方法与现实考量

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运用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持续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支出扩张带来的债务急剧增长，使得财政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了三个层次递进的财政安全认知逻辑：一是维持当期财政收支平衡的能力；二是兼顾短期财政义务和履行长期职责的能力；三是以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为前提，满足经济社会多维治理需要的能力。基于此，整合几种财政安全识别框架，对中国总体财政安全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中国财政状况总体安全，可持续性较强，但实现长期财政安全所面临的压力的确存在，为此，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套财政安全预警机制，为在新阶段继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