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首日限价政策能否抑制投资者“炒新”?

为了遏制新股炒作,沪深交易所于2013年底出台了相关规定将新股上市首日申报价格限制为不超过新股发行价的144%(本文将其界定为"IPO首日限价政策")。本文以2009～2015年1194家中国IPO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IPO首日限价政策对投资者"炒新"的影响。研究发现:IPO首日限价政策加剧了新股上市初期的炒作,它使新股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实际首日收益率、连续涨停次数以及实际换手率;IPO首日限价政策也助推了次新股炒作,它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波动率、换手率以及股票定价,导致次新股股价长期居高不下,进而削弱了新股实际首日收益率与未来市场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在IPO首日限价政策实施后,具有炒作概念的新股其炒作现象反而更严重;2014年推出的IPO发行定价管制与IPO首日限价政策产生了政策叠加效应,强化了后者的负面影响;此外,IPO首日限价政策还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同步性。综合来看,IPO首日限价政策的实施效果事与愿违,它不仅未能抑制新股炒作,反而对投资者"炒新"产生了"刺激效应",不利于新股价格发现,并降低了股票市场定价效率。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IPO以及交易监管制度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在实践上则为完善IPO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IPO 募资双重管制与资源配置——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我国首发市场中针对募集资金的两种管制政策的交互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募资用途和募资额度管制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募资不足,从而加大公司上市后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引起投资不足. 2009年放开募资额度管制后,公司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但持有过量的超募资金又会引发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持有的超募资金与其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目前处于酝酿中的IPO注册制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信用评级与资本结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信用评级是企业进入债券市场的通行证。中国债券市场起步晚,发展快,且具有特殊的评级要求。基于这一特殊背景,以2008—2017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可研究信用评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评级越低,负债水平和净负债发行额越高。(2)低评级企业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提高负债水平,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供给意愿上升;而高评级企业则倾向于在获得评级后偿还银行贷款,以优化资本结构。(3)当评级展望为正面或评级真正下降时,企业会降低负债水平,评级展望为负面或评级上升则对负债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传播学视角下资产定价媒体效应研究评述

金融学从信息中介者的角度探讨媒体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传播学则将信息传递视为媒体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学与传播学在探讨媒体效应问题上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理论分析的共通、学理关系的相承、研究内容的相近等因素激发了学界跨学科研究的强烈兴趣,许多学者透过传播学崭新视角来探索从媒体新闻报道到股票价格变化中间的因果承接,这成为了近期资产定价媒体效应研究的一个新特征、新趋势。媒体传播效果研究的兴起为媒体传播对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和崭新的分析框架。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网络舆情引导分析

互联网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获取信息、交流观点甚至是情绪宣泄的重要平台。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信息传播在深度、广度和速度等方面都极具优势,在传统传播渠道中易于控制的民意事件,在互联网的助推下若引导不当容易转化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国家转型期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能够通过网络渠道迅速聚集、扩散,给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与挑战。     

期权“净购买压力”的隐含信息

使用50ETF期权的高频数据，研究“净购买压力”指标对指数方向性和波动性变化的预测能力，并比较不同加总方法、看涨看跌、不同在值程度的期权以及非对称的“净购买压力”指标隐含信息的差异性.本文发现，50ETF期权“净购买压力”指标隐含着标的指数方向性和波动性的变化信息.在预测指数变化方向时，Delta加总的“净购买压力”隐含的信息已包含在简单加总的指标之中，看涨、看跌期权以及不同在值程度的期权在信息含量上存在差异性.在预测指数波动性时，使用简单加总和使用Gamma、Vega加总的“净购买压力”指标均隐含着未来市场的波动率信息，平值和虚值期权的“净购买压力”指标对波动率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同时，“净购买压力”的隐含信息存在非对称特征.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女性董事改善了企业会计稳健性吗?——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1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Basu模型结合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环境和女性特征,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是否存在女性、董事会中女性的数量和比例都对会计稳健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董事会存在女性董事降低了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低债务监督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但女性董事的数量和比例的增加却提高了高竞争行业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研究结论对深入理解会计稳健性以及加强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内部控制、股权成本与企业生命周期

通常认为,内部控制可对股权成本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会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还有待研究。选取2007年到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内部控制质量,以企业生命周期为维度,可就内部控制对股权成本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内部控制更好的公司股权成本更低。就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而言,在新生期、动荡期和衰退期的样本中,内部控制对股权成本没有显著的影响;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样本中,内部控制越好,股权成本越低。     

家族控制、职业化管理与管理层持股效应

随着家族上市公司的大量涌现,如何有效解决家族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日益成为监管部门和学界研究的关注重点。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及家族上市公司的发展现状和特征,以2007—2010年中国A股市场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可对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在代理成本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对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在家族企业中起到降低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但作用显著小于其在非家族企业中的作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后,相对于家族化管理的家族企业,管理层持股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职业化管理的家族企业中被强化。由此可见,家族企业特有机制与管理层持股机制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时,管理层持股有助于家族上市公司降低一类代理成本,该作用在职业化管理的家族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