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单纯以城市化率推进地区经济增长是不科学的。文章选取1978-2012年广东省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对广东省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对等,表现在广东省经济增长对城市化进程有积极的拉动作用,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够显著。     

群团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全面深化群团改革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两市A股1500家上市公司工会、共青团以及妇联组织的活动为数据样本,探讨了群团改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群团改革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提升了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研发效率;具体地,群团改革改变了企业群团活动重心,业务促进类活动显著增加,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与私营企业相比,群团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揭示了群团改革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群团改革改变了企业群团组织的工作重心,优化了企业的创新网络: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员工学习能力,促进信息和知识在企业内的传播;另一方面耦合异质性资源和技术,使企业获得更多外部网络中的新思维。本研究检验了群团改革在企业中的实践效果,为未来群团政策的调整优化提供了参考。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融券卖空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通过工具变量法及考虑外生事件冲击等方法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同时,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较差的情况下,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卖空交易通过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牛市中卖空交易很好地起到了负面信息挖掘的功能,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但却并未进一步加剧恶化较差市场行情下的股价崩盘风险;融资买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我国卖空实践的市场风险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SCP和RMP框架下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研究——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4-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体制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个体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SCP)范式和"相对市场势力"(Relative Market Power,RMP)假说并不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势力越强,反而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在相同市场结构条件下,市场集中度提高或市场势力增强会给中国前五大银行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