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供需失衡的调节效应

中国当下存在着供需失衡,即高质量产品及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引起高端消费购买力的外流,进而削弱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基于此,可选取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实证验证供需失衡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供需失衡发挥着显著的负调节效应,即供需失衡削弱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从供需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改革的重点是在于供给端,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不仅可以满足居民高层次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有效发挥居民消费快速升级后的庞大的购买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

本文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的影响。本文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显著推动家庭参与创业活动,并显著促进家庭主动创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主要通过改善家庭借款渠道偏好、提高家庭正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可得性以及改善家庭的风险态度来降低金融约束等对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进而提高家庭创业意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大力普及金融知识,这不仅有助于激发家庭创业精神、增进家庭福利水平,还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和就业市场的健康运行。     

利益冲突、声誉激励与股价发现有效性

构建了分析师两期荐股模型,解析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分析师类型不确定性和基本面的不对称信息三者相互作用并影响股价发现有效性的作用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 关联分析师方的“激励扭曲效应”源于其受利益相关方干扰后进行策略性荐股谋取私利; 独立分析师方的“声誉激励效应”源于其受远期市场上“身份识别”困扰等利他动机进行策略性荐股; 激励扭曲效应、声誉激励效应与价值投资者的策略性解读偏差共同导致分析师信息发现加工效率受损和股票市场有效性下降; 这一作用机制并不依赖于非策略性市场参与者假设; 常见的分级荐股方式有助于约束分析师的声誉激励并降低跨期效率损失． 这些结论为完善分析师薪酬考核机制、强化特定时点信息披露、分析师声誉市场培育、建立长效追踪制度和引入适当的长期责任承担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系型贷款、市场结构与小额贷款公司使命漂移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极为迅速,但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着显著的使命漂移.对于微型金融机构的使命漂移问题,大量的研究主要以财务可持续性为视角.本文结合关系型贷款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并构建理论模型,以一个新的视角分析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使命漂移问题,证明了开展关系型贷款和提升小额贷款市场的竞争程度均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发放更多的小额贷款,增加小微企业等融资主体的信贷可得性,从而避免使命漂移.进一步的,通过对一个代表性城市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使命漂移的内在原因是关系型贷款技术运用不足和小额贷款市场竞争程度较低.     

浅析我国创业板市场退市制度的发展

自从首批28家创业板股票2009年10月30日在深圳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以来，如今已两年多了。创业板的发展一直是各方参与者十分关心的重点。近日，创业板市场屡遭重创，在12月初终于支撑不住跌破800点，其中跌停板将近有一半的股票，创一个多月以来收市新低。截止2011年12月23日．创业板当日以761．44点收盘。投资者对创业板的三高问题越来越持反对态度，创业板公司的市盈率从2010年初的70多倍降低至一半左右的水平。     

当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它指引了当代行业新的发展方向。在本篇文章中,针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客户资料、空间方便性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创造性等,全面讲述了互联网发展的状况,同时还针对当代互联网金融具有的问题,提供符合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策略。     

社会保险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社会保险是否影响家庭在金融风险资产中的投资决策呢?本文使用两期家庭最优决策模型得到的理论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保险不仅能够提高家庭在风险资产中的投资广度和深度,而且对于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承受更强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省级层面得到的宏观实证检验结果和基于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得到家庭层面的微观实证检验结果都支持了上述理论结论.本文的发现对于协调社会保险发展和建立多层级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     

探究个人投资者信息不对称与证券市场监管出路

针对当前股市个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态度不明确和信心的不稳定,本文从个人投资者信息状况这方面进行分析,探究信息不对称对个人投资者证券选择的影响以及监管部门改善监管的途径。本文主要采用对各个相关理论回顾,将个人投资者和市场监管两个方面对比研究的方法,详尽地论证如何将两者结合以期能够改善个人投资者的信息状况,着重分析证券市场监管改革在信息监督方面的重要性和方法,对监管部门处理当前证券市场的信息状况有所启发。     

“面子工程”还是“真才实干”?——基于政治晋升激励下的国有企业创新研究

国有企业CEO同时具备"经济人"和"政治人"特征,这意味着仅从薪酬激励设计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创新犹如管中窥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可能是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另一机制。本文采用2007~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有企业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我们探讨了国有企业政治晋升激励可能存在的"面子工程"和"真才实干"两种机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率,而且提高了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能力,支持了政治晋升激励下CEO创新"真才实干"假说。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薪酬激励、在职消费对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薪酬激励,高薪酬激励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相对于高在职消费,低在职消费时国有企业CEO创新的政治晋升激励有效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