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O自身技能、需求方领导力与数字化创新

现有研究强调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的战略价值,但学术界对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创新的认识却较为有限.借鉴变革型领导理论,本文提出CIO需求方领导力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同时,CIO结构权力可以增强CIO需求方领导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正向关系.此外,从CIO自身技能方面识别出CIO需求方领导力的三个重要前因:战略IT知识、政治悟性以及网络能力.通过采集179份CIO-TMT的企业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为企业发挥CIO在推进数字化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自我认同与生活方式的新可能与其悖论

分享经济中存在着一对耐人寻味的张力:一方面,"使用"(借用)从历史上劣于"占有"的地位一跃成为新的社会风尚,这一风尚指向(环境、社会)可持续性的愿景;另一方面,对个体自由选择、自我表达等无限推崇的意识形态穿越过消费主义时代来到分享经济时代,丝毫未受动摇,仿佛一种先在的绝对命令,其不可避免地指向更高的流动性(如更多的旅游机会或更远产地运输而来的食物)、更丰富多样的选项(如提供分享服务的平台应做到可供选择的物品应有尽有)乃至更多的区隔等等。在一个强调个体自由选择、主体性、自我认同的文化氛围中,分享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可能非但不是反消费主义的,而却恰恰延续了消费主义的逻辑。     

文化自信视野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对策探析

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关系到我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及政治稳定。当前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文化自信视野下加强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要求我们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明确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方向;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丰富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内容;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落实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实践。     

公共部门变革型领导的测量与实证研究

运用修正的变革型领导量表对公共部门员工进行了调查,并对中国公共部门员工期望的领导力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及不同维度间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公共部门适用的变革型领导量表与中国学者之前构建的企业变革型领导量表有不同的结构与组成,中国公共部门的员工对领导的鼓舞性激励和理想化影响力期望最高,增强公共部门领导力的优先路径包括鼓励员工探寻新的更好的做事方式和对员工适当授权等方式.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英语学习的自我认同研究

自我认同,作为外语学习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对英语学习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并辅以访谈,对247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英语学习的自我认同总体情况、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自我认同比较明显,正向自信变化最为突出;随着年级升高,学生的自信心和生产性变化呈逐渐下降趋势,男生在学习英语后零变化的均值明显高于女生。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造性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提升企业员工的创造性绩效是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构建创新能力的重要微观运行机制。作为一种为满足组织创新需求应运而生的领导风格,包容型领导会对员工创造性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本研究基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利用中国情境下的315份个体员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包容型领导影响员工创造性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包容型领导风格会通过促进员工建言来提升创造性绩效。然而,针对不同的差错取向员工,包容型领导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其中差错紧张取向负向调节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间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员工的创造性绩效。     

小学校长服务型领导对教师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研究

以山东省248名小学教师为有效样本，探讨了服务型领导、教师同事信任、情感承诺和教师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服务型领导与教师知识分享行为显著相关；教师同事信任部分居间联系了服务型领导与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教师同事信任部分居间联系了服务型领导与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情感承诺对服务型领导与知识分享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空间社会认同

后真相时代的认同主要发生于网络空间,是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冲突表征。个体脱离整体性社会,如陌生人、异乡客般游荡在互联网空间中,表面上个体通过网络事件以情绪宣泄对结构性权力宰制的不满,实则是为个体身份的存在、个体的主体性意义寻找合理的空间。后真相时代的网络空间认同生产机制主要以观点、事件的象征叙事与符号表征传递情感,并通过在场网络空间与缺场网络空间中集体组织的权力制度、互动规则、惩罚机制等内化认同。后真相时代的认同往往以抵抗性认同为主,以情感性而非制度性群体组织为认同的主要内化路径。由于身份的多元性,个体认同具有流动性、情绪性、多元性等特点,解构了现实社会的制度性认同,使得个体间、个体与群体间疏离且不信任,从而引起认同的异化。面对后真相时代社会认同的异化,需要社会整合与社会规制的双重路径,为个体寻找多元认同的制度出口及精神的情感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