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与MD&A语调操纵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语调作为传统财务信息的必要和有益补充，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媒体报道对MD&A语调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显著增加了MD&A语调操纵。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层对于媒体正面报道进行了更多正向语调操纵以迎合投资者预期，而对于媒体负面报道倾向则实施负向语调操纵。此外，产权性质、超额薪酬和审计监管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获取超额薪酬的自利动机增强了管理层借助媒体报道操纵语调的倾向，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以及审计监督削弱了媒体报道与管理层语调操纵的关系。     

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通胀预期与不确定性

逆序构建了 LSTＲ-NLＲE 模型， 并利用 2000． I ～ 2016． III 的季度数据对我国 LSTＲ 货币 政策规则的非线性与非对称性、最优阈值、阈值和转移速度对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 究． 逆序建模表明，对于 LSTＲ-NLＲE 系统， 若使最优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具有 LSTＲ 的形式， 则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指数形式． 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货币政策呈现非线性与非对称特 征， 且我国通胀预期的阈值与通胀波动幅度相关， 当通胀波动较大时， 通胀预期的阈值较高， 2000． I ～ 2011． III 的阈值为 3% ， 当通胀呈趋势变化且波动较小时， 通胀预期的阈值较低， 2011． IV ～ 2016． III 的阈值为 2． 33% ． 同时，合理的通胀目标( 区间) 对非线性货币政策调整至 关重要． 进一步，我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受阈值影响较大，受转移速度影响较小． 在高机制 状态下，LSTＲ 规则更易稳定产出，但却易导致通胀不确定性; 在低机制状态下，LSTＲ 规则不仅 有较长滞后期，而且易导致产出不确定性，但却更易稳定通胀． 中央银行应依据稳定产出和通 胀的意愿程度，来管理通胀预期: 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产出， 则应使通胀预期位于阈值 水平之上，以使货币政策处于高机制状态; 如果中央银行更倾向于稳定通胀， 则应使通胀预期 位于阈值水平之下，以使货币政策处于低机制状态．     

以房抵债协议的类案裁判与类型化探析

以房抵债是一种新兴的交易模式，由此引起的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类型，但立法的滞后与司法解释的局限，尚难给以房抵债纠纷的解决提供统一适用的标准，出现类似案情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给司法实务工作带来困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判例、公报案例及指导性案例，对以房抵债协议效力的类案裁判以类型化思维将其进行分类研究，通过分门别类提出效力判断及纠纷处理思路，力求使以房抵债纠纷能获得更多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支持，从而使以房抵债协议纠纷解决于法有据。     

姓名权定义在民法上的明晰

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姓名权不仅是民法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姓名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否能够被行政权力所干涉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结合赵C案对姓名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上的性质、特点、地位进行分析,意图对姓名权的模糊概念作出进一步定义,使行政机关明晰其权力和责任,使公民的姓名权得到真正保护。     

言说内外:1925年“五卅善后案”中的舆论风波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掀起了一股民族主义浪潮。围绕真凶惩治、案件处理等问题,社会各界争相奔走发声,梁启超、胡适等人也先后在报刊上对此次事件发表意见,后者主张负责调查、理性应对之言,却招致了众多的指摘,被诟病为"亡国之举"。另外,南方政府揭橥了国民革命的大旗,以民众运动为底色,并付诸行动,将这场舆论纷争推向高潮。从"五四"到"五卅"短短数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因势利导下,近代中国大致完成"主义与行动"双重转型,进而形成了国民革命的基础性铺垫。理清这场争论背后的不同声音,进而联系"北伐"前夕社会氛围,得以窥探彼时思想论争与社会趋势。     

风险相关性下的银行非预期操作风险集成度量——基于动力学模型视角

依据我国商业银行1994年~2012年操作风险历史数据,建立考虑不同时点风险单元间相关性的动力学模型来描述操作风险损失产生、传导及演化的机制.该模型指出操作风险损失产生的机制有三种:自发产生的损失、不同事件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银行覆盖预期损失的资本金储备.通过对损失演化模型的仿真计算,获得具有低频高损特征的非预期操作风险损失情景模拟,并计算年度总体非预期损失的VaR.实证结果表明:动力学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不同风险事件类型间不同时点的相依性结构,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在较高置信水平下,线性叠加VaR会高估风险,高估程度会随置信水平的提升而提升;内部欺诈已成为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最主要的风险事件类型.     

学术史案与角色价值——夏中义教授访谈录

张蕴艳(以下简称张):先生,我发现近年在您的王元化、朱光潜等学术史案研究中,不时提到"日丹诺夫"的名字,并冠之以"日丹诺夫主义"。您将此"理论模型"概括为一对"正负△":1.由所谓政治上的革命或进步→哲学上的唯物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正△";2.由所谓政治上的反动或没落→哲学上的唯心论→艺术上的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负△"。您是否认为日丹诺夫是1949年后中国文论建构绕不开的一个符号?又为何称之为"主义"?     

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宣传战的前奏:近代日本在华报刊定期调查活动探析

出于操纵中国报纸进行宣传战的目的,日本外务省从1908年开始组织在华公使馆和领事馆全面调查各地报纸的详情。1909年外务省建立起定期调查制度,要求驻华外交机构每年按照固定的项目普查一次当地报纸的情况,在指定时间上报,并且自此每年都将各地报告汇编成集发回供修补订正。后来,外务省又将调查范围扩大至杂志、通讯社等。如此大规模定期普查连年进行,一直持续到1937年,为日本政府长期有效地实施对华宣传战奠定了基础。     

楼盘英译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楼盘案名多由专名+通名构成,具有鲜明的指位功能和品牌功能,近年来越来越“花哨”。其英译名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通过网络和实地数据收集、观察,罗列出楼盘英译名的主要问题,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